这个谈话揭示了经济、企业都与文化紧密相关，又是实实在在的。没有现代文化的企业不可能是现代企业。 文化对经济的影响微妙而深刻 我们在研究经济的发展时，不应忽视、轻视文化的作用。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可谓无所不在。它影响职工的素质、管理的方式和水平、技术的水平和运用、产品的开发、市场的开拓、企业的经营等方面。 例如，韩国的一家造船厂，人们进入车间，各种材料堆放整整齐齐，地上干干净净。这不仅是工厂管理得好，也与韩国人平素爱整洁的习性有密切的关系。须知，在现代工业生产中，特别是电子工业等精密工业中，工人讲不讲卫生，对产品质量有极大关系。相比之下，我国某些精密加工的工厂，成品却到处堆放，车间的环境很脏，甚至有积水。这显然也是与工人素质习惯有关。 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是相当微妙的。让人难以捉摸，但仔细观察却又是实实在在的。 文化不同 结果大不一样 温州经济的发展与温州人异常勤劳，机灵乖巧，肯钻研、善模仿，乡土观念轻，敢闯、敢冒风验，有强烈致富欲望有关。也就是说，温州具有商业社会的文化。但我们也有一些地区的农业文化很重，在那些地区，人们很勤劳，朴实，但保守，求稳，乡土观念重，轻视甚至蔑视经商，生活上多求温饱，容易满足。这两种不同文化，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显然是很不同的。 温州人，早在大家还在批判市场经济时，就率先进入市场经济，他们办起了全国最大的钮扣市场，温州的服装、鞋、编制袋、低压电器、打火机等商品行销全国各地，或经商，或办厂、或承包建筑，或承包柜台，或打工。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到处都有温州人。连偏远的西双版纳也有温州人开的发廊。他们甚至在北京丰台区形成了一个浙江村，那里住有三万温州人。还有一些人流到国外，在法国、意大利等国很容易碰到在那里创业、打工的温州人。温州全市共有人口670多万人， 流到外地的约100万人，都与温州人的文化密切有关。 温州文化是环境逼出来的 温州偏处大东南一隅，三面环山，一面临海，全境八成为山地，地少人多，目前每人平均只有耕地零点三九亩，每家农户只有耕地二亩，仅靠农桑不足以养活众多的人口，更不能致富。自然条件迫使人们从事手工业、经商，背井离乡找活路。从前，温州陆路极为不便，瓯江虽通舟楫，但不能驶大船。所幸有港口可通外地及海外，但港口不大。在历史上，温州的手工业和商业就发达，人称温州“其货纤靡，其人善贾。”北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辟为对外贸易口岸，清光绪二年（公元1876年）《中英烟台条约》更辟温州为对外通商口岸，设瓯海关。从事手工业、商业成为温州人的传统。惟交通不便，难于运输，因此，大多制造小商品，如伞、漆器、绸缎之类。乘改革开放之机，温州人利用其距中央远，“鞭长莫及”的条件，猛然发展起大量的以小商品市场为主、以小作坊为主的私营家庭工商业。当地市场有限，他们乃将商品推到全国各地。本地资源缺乏，乃从全国各地采购原材料。交通不便又推动他们到各地设厂、开店，就地生产，就地销售。这样就形成了温州经济的新格局。 温州文化的优越性与局限性 温州人的商业社会文化又具有早期市场经济的特征，其中甚至含有某些封建经济的遗痕。温州半封闭的地理环境和历史传统，使得温州人很少接触现代市场经济，眼界不够开阔，偏重近期效益。有些人，把机灵乖巧用于制造假、冒、伪、劣商品，他们制造的假冒商品几可乱真。他们善于模仿，却弱于创造。他们大多愿意自立门户，独家单干，即使合伙也难长久。他们重视封建的血缘关系，合伙、雇佣常以亲戚血缘为纽带，盛行民间古老的以亲朋好友为纽带的集资方式。受到教育水平的限制，缺乏对现代市场经济的了解，从温州的工商业者中，很少成长出现代企业家。从小工商企业中也难以发展出现代企业。温州至今没有一家上市公司。有些人发财后，沉溺于酒色、享受。如果把温州经济和温州人的行为与上海的经济和上海人的行为相比，就可更清楚地看到文化的巨大差异和影响。上海经济受到现代商业社会文化的深远影响。过去人们说上海的文化是“海派”，这“海派”就含有现代商业社会文化的内容。当然，在从前，也有买办文化的影响。 在考虑各地经济的发展问题时，不能忽略文化的影响。要发展一个地方的经济，仅仅从多办点企业入手是不够的，还必须改变不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文化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