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宓一生最看重的是他的学者地位，即他以学者的身份引进西方人文主义，改造甚至重塑中国传统文化，借以形成实践他理想中的新文化的思想。他的一切行动、思想包括学术、文学、教育无不是围绕这一身份而展开的。吴宓又是我国最早学习比较文学理论的学者，他是第一个在高等学校开设运用比较文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文学的人，并为教育事业终其一生。吴宓是美国著名新人文主义代表白璧德的学生，他提倡古典主义，反对新文化运动，强调文学在保存传统价值方面的作用。他在文学上的主张，其实是与他的文化主张、道德主张分不开的。在我们今天看来，吴宓等人的思想和主张，并不完全等同于复古派，也应该属于一种宽泛的新文化思想。只不过吴宓等人的主张，并不为新文化运动和五四文化思潮所认同。吴宓主张：“今欲造成中国之新文化，自当兼取中西文化文明之精华而熔铸之、贯通之。”“兼取”也就是在改造的基础上适度吸收。吴宓的所谓“精华”就是东西方的传统文化，是人文主义、西方古希腊罗马的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与东方古代的释迦牟尼、孔子的哲学思想“折衷而归纳之”的白璧德的人文主义。他在“文学与人生”课程中，就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毛诗《国风》、礼记《礼远》、《学记》、《乐行》、《儒行》、《柏拉图五大对话集》、《柏拉图之理想国》、《批评的希腊哲学史》、《白璧德与人文主义》总列为一必读书目。他说：“儒家中庸之说，乐记礼运之言。柏拉图理想国之论政治，斯皆正确。”〔1〕李赋宁深刻指出：“吴宓的思想根源是中国的儒家思想和西方柏拉图哲学思想。”〔2〕关于这一点，吴宓自己也一再明确表示：“宓间接承继西洋之道统，而吸收其中心精神。宓持此所得区区以归，故能了解中国文化之优点与孔子之崇高中止。宓秉此以行。”〔3〕 但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思潮大势，并没有按照吴宓等人的设想发展。与吴宓等人的文化主张大相径庭的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的爆发做了思想的准备和舆论的酝酿，而五四运动又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深入人心。当时陈独秀等人企图以寻找东西方民族思想的差异为突破口，来探讨救国救民之道。陈独秀认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西洋民族性恶侮辱，宁斗死；东洋民族性恶斗死，宁忍辱。民族而具有如斯卑劣无耻之根性，尚有何等颜面高谈孔教文明而不羞愧！西洋民族以个人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家族为本位。东洋民族欲根除社会中种种卑劣不法。欲转善因，是在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族本位主义。西洋民族以法治为本位，以实力为本位；东洋民族以感情为本位，以虚文为本位。东洋民族的种种恶习俗皆以伪饰虚文任用感情之故。”〔4〕陈独秀实际上提出的是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要改造国民性就必须批判孔孟之道。陈独秀甚至从历史与未来的极端角度提出告诫：“吾宁忍过去国粹之消亡，而不忍现在及将来之民族不适世界之生存而归消灭。”〔5〕《新青年》首先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孔教，展开了“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严复、林纾以及后来的梁漱溟等人看到在陈独秀的《吾人最后之觉悟》中“将中国伦理思想最根本的孔子教化，痛下攻击！”〔6〕钱玄同在“洪宪纪元”霹雳中惊醒，高喊“国粹”之万不可保存，犹如粪之万不可不排泄。《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一方面批驳复古言论，一方面揭露吴宓等人为代表的《学衡》派是受欧化影响而带一点资产阶级性的封建士大夫文化，实质上“是穿着西装或者还挂着十字架的‘康有为’。”鲁迅站在新文化运动的前列，写了《估〈学衡〉》等一系列文章，对“学衡”派和号称“保守复古主义的鼓吹者”吴宓进行了批判。吴宓则坚持自己对孔教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一时间对吴宓的论学论文主张，“誉之者谓其力挽狂澜，毁之者谓其保守复古”。〔7〕从此，吴宓逐渐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从前述中我们看到陈独秀等人与吴宓的主张皆以肯定西方文化为前提，所不同的是对待孔子和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如果说陈独秀等人看到的是中西文化的差异性，那么以吴宓等人为代表的“学衡”派，则是以寻找东西方民族、文化的共同性为立脚点，目的在于创造一种新文化，适合世界之生存。 乐黛云从文化思潮的产生、发展角度指出：作为世界文化思潮一支的中国新文化运动中，出现了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激进主义这样三位一体、相互并存的局面，以李大钊、陈独秀为代表的激进派尊崇马克思，以胡适等为代表的自由派找到了杜威、罗素，以“学衡”等为代表的现代保守主义者则服膺新人文主义宗师白璧德。而在如何对待新文化运动这一点上。初期激进派和自由派的看法是一致的。〔8〕如果进一步探讨，我们可以发现，这三派都主张引进西方文化。而且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派，由废除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我的文学革命论也只是进化论和实验主义的一种实际应用，”〔9〕到提出“整理国故”，应该说更接近以吴宓等人为代表的“学衡”派主张。吴宓的一生，其主要活动大致集中在二十——四十年代。自1917年，吴宓赴美留学，初入弗吉尼亚州立大学研习新闻，继应梅光迪之邀，旋慕白璧德之名，转入哈佛大学师事新人文主义的代表白璧德。后来吴宓曾多次提到这一历史，并在诗中吟道“亲受教于白璧德师及穆尔先生”；〔10〕“吴生（宓）奋臂出西秦，少从白（白璧德）穆（穆尔）传人文（美国新人文主义）”，吴宓的导师白璧德为二十年代在美国文艺批评中占统治地位的新人文主义流派的代表人物，自1912年起在哈佛大学作法国文学教授。白璧德是一位比较保守的具有强烈贵族思想倾向的批评家。他对中国传统文化、道德有浓厚的兴趣。这也许来自他父亲的影响。因为：白璧德的父亲就出生于中国的宁波。〔11〕白璧德首创新人文主义流派，反对美国当时兴起的浪漫主义、自然主义、新诗歌等文学潮流。他认为人文主义与人道主义是大有区别的，人不同于禽兽。人的自觉在于“一身德业之完善”和“人事之律”，行人文教育，“教人所以为人之道”，也就是人要遵循理性、道德意识、崇尚和平、遵纪、有序、循规、抑制私欲、个性与自由的轨道前进。〔12〕白璧德对于当时欧美文学中表现出的对传统文学的叛逆精神表示出极大的反感，竭力维护古典文学与传统伦理原则的地位，强调文学只能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文学的价值取决于它的“适当性”，而不是表现自我。白璧德还把他的文学观扩展到政治、文化、哲学领域，而且从西方社会发展的历史论及中国。他指出：现代西方的发展脱离了西方古典文明，“中国在力求进步时万不宜效欧西之将盆中小儿随浴水而倾弃之”，“必须审慎保存其伟大之旧文明之精魂也。”〔13〕白璧德的这些思想文化观主要表现为以下特点，突出人与物有别；主张人性二元论。同时又将这两个基本观点表述为三个方面，一、中庸，视中庸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哲学。具体在文学上则以反映和表现人性决定文学作品的价值，以尊重并倡导古典著作所表现的重理性、守纪律为荣。二、节制，视节制为臻达人性完善境界的通途。三、贤明人物，视少数圣贤为导引多数向上的核心力量。〔14〕在哈佛大学学习期间，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给吴宓以深刻影响，在这里吴宓初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化观，即将中西旧文明精魂贯通的思想。所以，他认为“白璧德先生的人文主义学说，应广为传播、发扬光大，并且深为中国学生从师白璧德先生的人数不多引以为憾。”〔15〕但是毕竟在大洋彼岸的异邦，美国新人文主义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熟谙中国传统文化的青年文人群体，其中有学印度哲学的汤用彤，治生物的胡先骕，攻历史的柳诒徵，以及梅光迪、张鑫海、楼光来、陈寅恪、林语堂等人，后来还有梁实秋等。其时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号称“哈佛三杰”。在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和比较之中，吴宓眼中白璧德的“学说远承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精义微言，近接文艺复兴诸贤及英国约翰生、安诺德等的遗绪，采撷西方文化的菁英，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卓然自成一家之言。在东方学说中，独近孔子。他高度肯定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学，并把它视为世界反对资本主义物化与非理性化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6〕新人文主义理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穷原究委，对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以“平正通实（折衷新旧）之学说”，而又耳听儒家大本营一阵阵动摇孔家文化根基的宣言的吴宓当然如获至宝。吴宓似乎看到了振兴儒家学说，〔17〕将中国传统文化与世界传统文化并列，以抵抗世界范围内的资本主义物化与非理性即人文主义的丧失的希望。早在1915年吴宓给吴芳化吉的信中和日记里就说过：造成一种学说，发挥国有文化、沟通东西事理〔18〕的主张。新人文主义理论特别是白璧德对孔子、儒家学说、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提高了吴宓坚持、维护中国传统文化的信心，使他再也不感到自己是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如果用传播学理论来解释，我们就能更清楚地看到，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从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经过吴宓等人又流到中国，且对西方文化也以新人文主义的标准为马首是瞻。正如林语堂在民国二十三年九月十六日《论语》半月刊《四十自叙诗》中所说的“抿嘴坐看白璧德。开棺怒打老卢苏”。在这时吴宓所肯定的传统文化就是指我国历史上以个体农业经济为基础，以宗法家庭为背景，以儒家伦理道德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体系。“所谓传统，就是历史的连续性，所谓传统文化，就是指历史演续中形成的文化，”〔19〕是“综合古今东西的文化传统，是超国界的。”〔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