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891—1962）与章士钊（1881—1973）既是朋友，又是论敌。在文化史上：一个是今文派领袖，一个是古文派的代表。他们的交往很有历史意义，而且也是十分有趣的事。他俩相差不过十岁，但论其在近现代史上的作为和贡献，不啻为两代人也。这说明近代中国时局变化之快，真是快得惊人！胡适1919年10月在参观了吴禄贞墓后，很感慨地说道：“十年来的人物，只有死者：宋教仁、蔡锷、吴禄贞能保盛名，生者不久就被人看出真相来了。这是因为时势变得太快。生者偶一不上劲，就要落后赶不上了，不久就成了‘背时’的人了。”〔1〕胡适说这个话，是有所指的，其中定有反对白话文的章士钊在内，因为章在“五四”前后是反对白话文的干将。但是话又说回来，当章士钊在上海闹革命时，胡适还只是一个初中学生哩！二人道路不同，但他们的事迹，在历史上的贡献都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我们若把他俩进行一番比较，不仅是很有趣的事，而且对深入了解辛亥革命前后的历史及研究近现代文化史都是大有裨益的。 （一） 胡适与章士钊都出生于中国农村封建式的家庭。他们的童年时代是在农村里度过的，因为家庭经济尚可维持，所以彼此都受过私塾教育，而且都是用功的好学生，这为他们后来在学术上的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章士钊出身于湖南农村一个破落的地主的家庭。由于家庭生活困难，17岁时就为“童子师”，在附近人家里教私塾。20岁离家远游到武昌，再次为家庭教师。次年到南京陆师学堂，在此认识了安徽的汪希颜、汪孟邹及陈独秀等人。后来与汪孟邹及陈独秀往来较多。1903年章到上海入爱国学社，又结交了蔡元培、章太炎、吴敬恒、邹容等人，并在他们的带动下投入反清革命行列。当是时，章主编《苏报》宣传革命，对社会影响很大，清廷视为眼中钉，故下令封闭并逮捕革命党人，于是“苏报案”震动国中半壁河山。次年，章士钊与黄兴、宋教仁等组织“华兴会”，积极从事于武装暴动。 正在章士钊干革命，闹得轰轰烈烈的时候，1904年胡适才离开安徽农村，来到十里洋场的上海。由于他哥哥在上海经商的关系，进入了梅溪学堂。这时他童智未开，还不知道革命这回事，当然更不晓得章士钊何许人也？不过胡适进步很快。两年后（18岁），就在学校主编《竞业旬报》，以白话文作宣传，大谈社会改革了。 辛亥革命后，章士钊被邀为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主编。这个时期他竭力鼓吹资本主义的民主政治，并提倡两党制。那时，刚推翻清政府，民国初建，社会上各阶层人士对资本主义的宪政知识了解非常有限，而章本人又是留学英国，专攻法律政治，故他的宣传颇受欢迎。这时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读了章的政论文章，也表示十分敬佩。后来他在一封信里对章士钊说：“忆足下在《民立报》时，亦有此种言论，彼时既有意通问讯，适国内忧攘，卒卒未能如愿，至今以为憾。”〔2〕由此可见，胡适对章心仪已久，只是没有机会认识罢了。 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常在国内报纸上发表文章。章士钊看了极为欣赏。1915年章在一封信里对胡适说：“曩在他报获读，足下论字学一文，比傅中西，得未曾有，倾慕之意，始于是时。”〔3〕由上述两封信中可以看出，他们在未相识之前，彼此就已产生良好印象。后来通过《甲寅》以文会友，彼此通信才开始认识。但这里面的牵线人是汪孟邹。汪在上海开设“亚东图书馆”出版书籍。章的《甲寅》杂志由日本迁回国后，就是由“亚东”印行的。为了扩大销售范围，汪将《甲寅》按期寄到美国，请胡适帮忙推销。在这过程中，汪自然要为他二人作一番介绍，所以胡适才会将自己的译文《柏林之围》寄给章士钊，并附函致意。章收到后，即在《甲寅》刊出，并回信说：“前辱示书暨小说一种，高怀雅谊，倾感不胜。《柏林之围》已登入四期，早经邮呈，想蒙鉴阅。”〔4〕在这封信里，章很客气地对胡适恭维了一番，希望胡适以后陆续惠寄鸿文，并称：“论政论学之文，尤望见赐”。胡适接到信后，按中的要求，把他论教育方面的文章《非留学篇》寄给了章士钊，并附函云：“顷奉示书，所以奖励末学者弥至，甚愧甚愧！”接着谈他今后的写作计划，准备翻译世界名剧多种，以饷读者。但又说何时脱稿，尚未可料。最后为寄出的稿子，就其内容进行了一番解释，他说：“适去岁著有《非留学篇》，所持见解，自信颇有商榷之价值，以呈足下，请览观焉。适以为今日无海军、无陆军，犹非一国之耻；独至神州之大，无一大学，乃真祖国莫大之辱，而今日最要之先务也。一国无地可为高等学问授受之所，则固有之文明曰既于沦亡，而输入之文明亦扞格不适用，以其未经本国人士之锻炼也。此意怀之有年，甚愿得明达君子之赞助。忆足下在《民立报》时，亦有此种言论。”〔5〕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胡适不主张大量派学生出国留学，而主张自立更生，把国家给留学生的费用，节省下来办大学培养人材，并视此为国家当务之急。可见早期章士钊论政、论学的文章，对年青的胡适是有影响的。可惜这篇稿子，后来因为《甲寅》被迫停刊没有刊出，而章士钊也由日本返国，步入政治，到广东肇庆护国军政府任秘书长，参加反对袁世凯的革命行列，至此他们的交往暂告中断。 1917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写信到日本邀当时退出政治舞台的章士钊返国任教北大，讲授逻辑学。这时胡适也学成归国，到北大任文科教授，于是章、胡二人在北大开始认识。后来由于陈独秀的关系，彼此更为友好。当时，他们交往的情形，现在可由下面来往信件中知道一些：章在为胡适写贺陈独秀结婚对联时说：“适之兄：你的信、对联、墨经诠损等都收到了。谢谢对文甚好，我已经照写。但是若有人下一转语，恐怕有点语病，何也！未团圆先离别，出监狱入洞房，转语即是：出洞房入监狱，次离别后团圆。我们祝贺人家的新婚，同时隐射人生中的一段挫折，怕的蒸出误解，你证婚时演说，说到独秀的话：出监狱入研究室，出研究室入监狱。我就担忧，有人将你的意思，联想到‘出洞房入监狱’一点，这或者是我神经过敏的地方，但是你以为然，请把这副对联不用，由我另办一副，请你另做一首对文，交我补写，你看好不好？……”（引自“原件”，下同。）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陈、胡、章三人的交往是比较密切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