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楚文化”的人，常常以屈原、庄子二人为楚文化的代表，通过发掘二人的共性，以建立“楚文化”作为一种独立文化的基石。事实上，庄子与屈原在本质特征上是很不相同的，而庄子学说与屈原思想与中原文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对庄子与屈原审美理想的研究得到确认。 一、文本的表象：庄屈的共性 要研究屈原与庄子审美理想，应首先立足于对文本的解释，而我们的认知，先接触到的必然是文本的表象。在表层，我们发现庄子与屈原都有追求美的理想的渴望，而美的理想，首先表现在政治理想方面。无论庄子还是屈原，都自觉地把追求政治的“善”作为美的理想的归宿。“善”的政治便是可以带给他们美的愉悦的对象。毫无疑问，屈原与庄子都是理想主义者。屈原称述尧舜禹汤文武等圣贤，赞扬“选贤授能”的“美政”。他的理想竟不能实现，因而不满现实，批判现实。《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曰：“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九章·惜诵》曰：“惜诵以致愍兮，发愤以抒情”，王逸《楚辞章句·天问》曰：“以泄愤懑，舒写愁思”。屈原之作，责恨怀王，刺讥椒、兰，怨恶世俗，《离骚》曰：“怨灵修之数化”，“众皆竞进以贪婪兮”，“各兴心而嫉妒”，“固时俗之工巧兮，偭规矩而改错，背绳墨以追曲兮，竞周容以为度”，《怀沙》曰：“众不知余之异采”，《渔父》曰：“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理想的强烈程度，决定在失望之时对违背理想的现象的批判程度。屈原对现实的不满，包括了对现实制度不遵法度和现实社会之中人的堕落的批判。庄子欲使天下返朴归真，回复到赫胥氏等原始无君无臣无贵无贱无贫无富的和平民主自由时代，因而对现实社会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人的异化批判尤为用力，以为人的本性所具有的自然品性已丧失。《人间世》指出：“方今之时，仅免刑耳”，《山木》曰：“今处昏上乱相之间，而欲无惫，其可得邪，此比干之见剖心，征也夫”，《在宥》曰：“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扬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南宋永嘉学派代表人物叶适尝谓：“庄周者，不得志于当世而放意于狂言，湛独一世而思以寄之，是以至此，其怨愤之切，所以异于屈原者鲜矣”。〔1〕屈原与庄子把自己的理想作为参照系，以框架现实社会制度，又以自己高洁的品性为为人的标准，以评品现实人物，因而对现实中的政治、群体及个体充满了不屑之情。在这个时候，他们便都把隐逸作为应付理想破灭的归宿。隐逸便是出世，是暂时逃避现实的烦恼。 早在老庄之前，中国便存在着真隐士，如伯夷、叔齐之流。出世之想，是中国古代正直而具智慧的贤哲对付家天下社会唯一行之有效的武器。庄子是隐逸文化的集大成者，他在社会生活之中，通过“心斋”、“坐忘”、“丧我”来表达出世的目的，《人间世》曰：“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亦与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汝不知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知北游》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庚桑楚》曰：“吾固告汝也，能儿子乎？儿子动不知所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祸亦不至，福亦不来，祸福无有，安有人灾也”。庄子的出世，既是心灵的无欲念，无知识，无是非，也是空间的无有，《逍遥游》曰：“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应帝王》曰：“以处六极之外，而游无何有之乡，以处圹埌之野”，《在宥》曰：“入无穷之门，以游无极之野”。庄子了解社会现实中对立势力之强大，不愿学螳螂挡车之举，因而倡导出世以摆脱人世的烦恼。同样，当屈原在面临挫折之时，也曾经产生过出世之念，《离骚》曰：“退将复修吾初服”，“历吉日乎吾将行”，“吾将远逝以自疏”，“已矣哉，国无人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远游》曰：“悲时俗之迫阨兮，愿轻举而远游”，《涉江》曰：“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屈原一方面迫切地致力于自己理想的实现，但由于现实巨大的压力，又不时会产生脱离楚国这个是非圈的念头。最终因不愿与世俗同流合污，愤而沉江，从知觉上彻底遁离人世社会，这与庄子丧我，以为人生之悲剧在“吾有身”，通过修养以达到从意识中自以为“无”的境界，实也是殊途同归。 自近世以来，学者引进“浪漫主义”一语以喻文学创作的某种方法。浪漫主义作为出现在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进步文艺思潮，表现在美的创造之时，创造者强烈的主观色彩和对专制黑暗的反抗，以及由此生发的强烈的感情。而审美客体即文本又把主体创造时的强烈特征通过热情奔放的语言，虚构奇崛的意境，瑰丽夸张的想象表现出来，这实际上是美的理想的美感形式。庄子和屈原，虽分属哲学家和文学家，但哲学家的庄子在建构他的哲学主张时，也采取了类似文学家的某些重视情感的、具象的、艺术化的手段，所以就其文本而言，与屈原一样，也呈现出浪漫主义的面貌。司马迁称庄子，“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畏累虚》、《亢桑子》之属，皆空语无事实，然善属书离辞，指事类情，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2〕寓言便是形象之言，比喻之言，象征之言。空语无事实既虚构，指事类情，便是在散文中溶入感情，洸洋自肆表现为意境的博大和风格的随意性。庄子也自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巵言日出，和以天倪”〔3〕“以缪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傥，不以觭见之也。以天下为沈浊，不可与庄语，以巵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敖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与世俗处，其言虽瑰玮，而连犿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諔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已”。〔4〕而所谓“和以天倪”，据《齐物论》解释，便是“是不是，然不然”，即不把观念用直观的形式直接表达出来，而是通过隐晦曲折的象征说话。庄子为了表现他追求绝对自由的哲学主张，采用了具象与抽象结合，现实与非现实结合的形式，其文风雄奇宏伟，气势磅礴，而所述内容又多为虚构荒诞的故事，立意神秘玄妙，语言含有辛辣冷峭的讽刺意味，态度却极夸张，极幽默，如《逍遥游》之言鲲，《人间世》之言支离疏，《养生主》之言庖丁，一曰：“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鹏之背不和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一曰：“支离疏者，颐隐于脐，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指上，两髀为胁，挫鍼治繲，足以餬口；鼓
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一曰：“疱丁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响然，奏刀
然，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至于《知北游》之言道在蝼蚁梯稗瓦甓屎溺，《列御寇》之言舐痔，也大体相类。胡文英《庄子独见》曰：“庄子眼极冷，心肠极热”，在这荒诞不经，诙谐幽默之中，蕴含了庄子的一腔对人类社会的热情，李白《大鹏赋》曰：“南华老仙发天机于漆园，吐峥嵘之高论，开浩荡之奇气……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崩奔”，刘熙载《艺概·文概》曰：“无端而来，无端而去，殆得飞之机也”。《文心雕龙·诸子》曰：“庄周述道以翱翔”。云“若乃汤之问棘，云蚊睫有雷霆之声；惠施对梁王，云蜗角有伏尸之战……混同虚诞”，刘勰批评庄子的踳驳，却正好道出了庄子所具有的浪漫主义美感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