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作为观念系统，必然有隐于其内并统摄其架构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精神，这种基本精神，谓之“传统”。在文化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深入探究中国文化（本文的“中国文化”即通常所谓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即传统，对于理性地批判、继承、转换和超越传统，从而更好地完善文化本体建设，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传统不仅是昔日的陈迹，也是现代的影象，更必是未来的基因。 中国文化作为一种从“农业——宗法”社会的土壤里生长出来的伦理型文化，如果从纵向的角度来审视，并将其与别种文化形态相比较，不得不承认它有极深邃的底蕴和极强的活力。因而，虽近现当代以降，却依然不朽，连绵不绝；但近代以来实难再度辉煌，可谓饱经忧患、度尽劫波，因而其巨大的历史惰性一再显现。这充分表明，中国文化确有其毋庸置疑的优长，但也着实存在难以否认并无法一挥即去的缺憾。而且二者并非两分状态，而是交织在一起。之所以如此，从文化相对独立性的角度来看，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就在于隐于其内并统摄其架构的相对稳定的基本精神即传统的良莠并存。 中国文化的传统在笔者看来主要有四：即崇德尚义，贵和持中，内倾趋同，强烈的家国意识。下面分别作以简要论析。 一、崇德尚义 中国文化作为伦理型文化，有崇德尚义的传统，对德行、道义、气节最为强调。 《左传》提倡“正德、利用、厚生”，认为这是人必须重视并刻意躬行实践的“三事”〔1〕。所谓“正德”，即端正品德，这是“三事”之首。无论王公贵族，还是庶民百姓，都要以此为本，修身养性。 孔子宣称“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2〕，盛赞“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3〕的仁人志士。孟子推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4〕的高尚气节。 作为中国文化主体的儒家学说，异常强调义利关系，认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5〕，“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6〕，“君子谋道不谋食……忧道不忧贫”〔7〕，“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理不急其功”〔8〕。 这种崇德尚义的文化传统有不可抹煞的优长。因此，在中华民族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对于人们的道德自觉的形成，不断超越物欲的羁绊，提高精神境界，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不仅如此，它也培植和塑造了中华民族的浩然正气和不畏强暴的品格，因而每遇大敌当前，终能克敌制胜。 但必须指出，这种崇德尚义的文化传统也有其严重缺点，而且往往与优长相互掺杂，虽易解而却难分。大致说来，至少有三： 其一，偏重道德的提高，而忽视意志、力量的培养。由此导致了社会发展过程中长期沉缅于“反求诸己”、“一日三省”、听任外在道德律令的摆布，个性不得张扬却反遭压抑的文化氛围；同时也阻滞了人的潜能的挖掘、人力的发挥和对自然的改造，这在近代中国尤为突出。近代中国长期落后于西方和这种文化传统不无关系。 其二，忽视外在知识的探求。在中国文化中，“知”与“识”主要表现为对“内圣之学”、“外王之道”的“习”、“述”与体认，而这是“修身”之始基，德性淳化之阶梯。所以孔子倡导“述而不作，信而好古”〔9〕。因此，在传统的儒学看来，有德无知尚可，而有知无德则绝然不行。有德无知，仍不失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人”〔10〕；而有知无德，那便是“炒沙成饭”〔11〕、“游骑无归”〔12〕了。后世国人科技意识的淡漠，无疑与此相关。 其三，贵义而贱利。尚义固然不错，但把义利加以割裂，甚至视利为恶，对趋利之心非弃绝根除而后快，如“存天理，去人欲”〔13〕，则确乎有失道义，悖于人性了。 二、贵和持中 中国文化也有贵和持中的传统，强调谐和的重要、极端之不可。 《国语》讲“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14〕《左传》亦言“和如羹焉”，“同”“若以水济水”〔15〕。孔子认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16〕，“礼之用，和为贵”〔17〕。 孔子首倡“中庸”，提出“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18〕，反对过与不及。后世儒家对此进一步阐扬，于是中庸观念在中国文化史上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中”与“和”在中国文化中又是密切联系着的。《中庸》有言：“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19〕“中和”观念被提升到本体高度。 贵和持中的文化传统有其不可多得的积极、合理因素，因而在长期的社会发展过程中，为中华民族实现自身谐调、人我谐调、天人谐调，对于民族团结、社会稳定以及民族文化整体中辩证思维的生长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如此，由于这一贵和持中的传统，使得中国文化对于天人关系、人我关系、自身关系的阐释颇具特色、极富价值，从而为东西方学者所津津乐道、倍加褒扬，并或承继或予创造性转换，以服务于现代人的认知和实践。 当然，贵和持中的文化传统也有其显彰的不足，归结起来，主要表现为： 第一，偏重和谐、稳定，而忽视变易。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然漫长、自然经济的长期主导地位；囿于既成，不求变通的消极国民心态的熔铸；近现代化历史进程中革故鼎新的异常艰难……凡此种种，不单单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念所致，更重要的恐怕与这种道德本位的贵和持中的文化传统密切相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