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研究”在当今的西方知识界、学术界和理论界已成为一个颇为时髦的词藻。这种现象向人们展现了这样一个事实，即经过后现代主义论争之后，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界限正被打破，西方文化界和文论界出现了一股文化批评和文化研究大潮，对传统的文学研究，尤其是比较文学研究构成了强有力的挑战。一些学者在不同的场合惊呼，在这股大潮面前，有着浓重的“学院”色彩的比较文学研究究竟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和价值？如果一切都被纳入文化研究的框架之内，文学研究的本质和意义不就被消解了吗？而另一些观念较为开放并致力于扩大研究视野的学者则对之持宽容的态度，主张将基于传统观念之上的狭窄的文学研究置于广阔的文化研究语境之下，并且以积极的姿态来正视目前的文化“全球化”的趋势，从而为未来的理论研究思考出相应的对策，以便最终实现东西方文化学术交流和对话的目的。显然，担心或欢迎都从某种角度反映了对这一现象的理解。实际上，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cism）和文化研究（Cultural Studies）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其 界定也迥然相异：前者主要指对文学的文化学视角的批评和研究，后者的范围则大大超出了文学的领地，进入到人类的一切精神文化现象，甚至把以往被文学研究者所不屑的那些“亚文化”以及消费文化和大众传播媒介都囊括了进来。 文化研究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已有了四十多年的历史。它的创始人是英国学者利维斯，他所开创的那种文学研究形式又称作“利维斯主义”，其意在重新分布法国社会文学者皮尔·布尔丢所谓的“文化资本”。利维斯试图通过教育体制来更为广泛地传播文学知识，使之为更多的人欣赏。在他看来，阅读“伟大的经典”有助于以一种具体的平衡的生活观来造就一些成熟的个人，而对之构成的一个威胁则是所谓的“大众文化”。由此可见，利维斯的文化研究概念带有强烈的精英意识，与现在在西方所风行的文化研究明显不同。后来的文化研究则是在走出了利维斯主义，通过霍加特和威廉斯这两位出身工人阶级家庭的理论家的中介才逐步进入社区和知识界的，首先进入了中等学校和专科学院的课程，其后又对大学文学课程中所涉及的关于文学经典的构成问题形成了挑战。上述两位学者在实践利维斯的崇尚经典理论的同时也对之进行了必要的扬弃，在他们看来，文学经典的丰富文化内涵远远胜过大众文化，但另一方面，他们又认为，利维斯主义至少抹去或并未直接接触自己所身处其中的社会生活形式，这无疑使得利维斯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大众文化格格不入。在这方面，霍加特的研究超出了利维斯的经典模式，扩大了文化研究的内涵，使之直接深入到战后英国的社会、经济、就业等工人阶级所经历的一系列文化问题。 随着工人阶级社区生活的裂变和趋向多极化，文化研究也依循着霍加特所指明的新的方向发展：一方面，文化研究理论家开始严肃地探讨文化自身的政治功能，另一方面，文化研究兴趣的转向也导致研究者对旧有范式进行了修正，从而使得文化越来越与政治相分离，对文化形式的研究也从注重文学经典逐步转向其它文化形式，包括影视制作、文化生产、音乐、广播、爵士乐等通俗文化艺术甚或消费文化。 文化研究除去其文学研究出口外，还从另几个方面得到帮助和启迪：德国的法兰克福学派马克思主义理论使文化研究得以进行社会问题的批判；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和符号学理论使文化研究者得以从语言的层面切入探讨文学和日常生活中的语言习俗；富科的知识考古学和史学理论使论者们得以剖析文学批评和文化批评中权力的主导作用以及话语的中介作用；而文化人类学理论则使研究者得以探讨艺术的起源等问题。这几大理论源头汇集到一起就形成了当代文化研究的大潮。现在人们常说的文化研究的范围更加扩大了，探讨的问题也从地方社区的生活到整个大众文化艺术市场的运作，从解构主义的先锋性语言文化批评到当代大众传播媒介甚至消费文化的研究，等等。 进入九十年代以来，文化研究在西方逐步上升到主导地位，越来越具有面向当代的现实感和包容性，并且和人们的文化生活越来越密切相关。当代文化研究的特征在于，它不断地改变研究的兴趣，使之适应变动不居的社会文化情势，它不屈从于权威的意志，不崇尚等级制度，它可以为不同层次的文化欣赏者、消费者和研究者提供知识和活动空间，使上述各社群都能找到自己的位置和活动空间。此外，文化研究还致力于探讨研究当代人的“日常生活”，这也许是文化研究为什么得以在西方世界以及一些东方国家和地区（例如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如此风行的原因所在。 但是，正如不少研究者（尤其是文学研究者）所已经意识到的那样，文化研究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它的过分注重文化的无所不在性，很容易模糊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分野，使对文学文本的分析研究流于大而无当和缺乏深度；它所强调的所谓“文化相对论”，使人们失去了探求真理的信心；而对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之界线的消解只能是一个暂时的策略，并不能证明它本身也能生产出具有永恒艺术价值的高级文化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