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有线电视台在有着“流行情报站”这样一个青春而又时尚的名称的栏目中，介绍了第三届北京图书节的盛况，摄像机前的受访者——男女老少——都从从容容地表达着同一个意思：书是生活中最好的朋友。于是我们得到了一条重要的“流行情报”——中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热衷于读书。 同一时间内的报纸上，对这一则“情报”还有更为详尽的补充：这届图书节平均每天接待人数突破10万，甚至超过了历年春节在同一公园内举办的游园灯会：图书节为期10天，销售图书233万册，销售总额1865万元，比上届增长55%。一个可资比较的数据是，这一增长率是同期经济增长率的5倍还多。这一事实使近年来一直颇为流行的“经济发展、文化滑坡”的悲观看法有些不攻自破。 严肃文化的复兴 这一类令人鼓舞的消息还有很多，譬如，中国电影发行放映公司作为中国唯一有权进口外国影片并在国内发行的公司，几年来一直试图将国外，尤其是美国的最新、最佳电影引进中国以作商业放映。1995年，这一想法终于实现，中影公司以票房分帐的形式引进外国优秀影片，在北京、上海、天津、广州等大城市公开放映。由于每年供片初步定为10部，因此人们将其统称为“十部大片”。1995年已经在国内上映的影片包括美国影片《亡命天涯》、《阿甘正传》、《生死时速》、《狮子王》，香港与美国合拍、由成龙主演的《红番区》、《霹雳火》等。对于中影公司引进“十部大片”的举动，电影界和舆论界都倾注了极大的关注，并发生了极大的争论。 后来的事实证明：《亡命天涯》、《阿甘正传》、《红番区》等影片尽管票价达到了20～50元的历史最高纪录，但各大影院门口依然出现了多年未见的购票长龙。北京的一家影院上演《红番区》曾创下一轮映期（9天）票房收入40万元，最高日收入10万元的纪录。在这样的热浪之中，1995年9月，由姜文执导、根据王朔的小说《动物凶猛》改编的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在经过长达半年的修改期后，终于投入发行。王朔原著、姜文执导，已经对观众构成了巨大的吸引力，加上公映之前此片先期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荣获大奖，因此一经上映，盛况空前，仅北京三家影院的首轮放映票房收入即达163万元，超出了《阿甘正传》和《红番区》。此后，在10月份纪念世界反法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一部描写两个中国少年二战期间在苏联的遭遇的影片《红樱桃》，更是创下了空前纪录，北京一家影院的首轮（9天）公映，票房收入即达88万元之多。同时，影片获得了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虽然，通常电影并不能严格地归入“严肃艺术”的范畴，但与被大量肥皂剧和平庸的综艺节目充斥的电视相比较，制作相对精良，有完整的观赏过程，可以传达相对完整的创作意念的电影，则显得更像是一门艺术。因此电影的衰落、电视的勃兴曾被视作通俗战胜严肃的实证，如今电影的复苏，则不免被视作“严肃文化的复兴”。 在此之前，诸多“严肃文化”的门类都已出现复苏的迹象。譬如比电影更加“曲高和寡”的话剧，一度已被视作“夕阳艺术”，但1995年初开始公演的《离婚了，就别来找我》却在北京掀起了一次不小的话剧热。它受欢迎之盛况，竟引得票贩子插手炒票，最高票价炒至60元。但此剧的结局却并不美妙，在最后一轮公演时，票已售出，两位主演江姗、史可双双“告病”住院，造成停演、退票，形成了后来被新闻界称作“罢演”的事件。围绕此事，新闻媒介广泛开展了有关演员艺德及更广泛的社会公德的讨论。 在音乐界，北京唯一专门上演严肃音乐的场所——北京音乐厅一度门可罗雀，即使是代表中国交响乐最高水平的中央乐团星期音乐会也经常只售出几十张门票。但从1995年开始，北京音乐厅的日程却日渐紧张，轻音乐会、交响音乐会、室内乐、歌剧清唱、合唱、器乐独奏，各种音乐形式轮番上演，紧张时，竟不得不加排日场。 在新闻出版界，几年前开始的“报刊大战”并未降温，新报、新刊依然以每年千余种的速度增生，但以花边新闻、爆炒明星为主要特征的“周末风”（指各种机关报及行业报纸附设的“周末版”）逐渐降温，不但“周末”本身已走向更多的文化味和新闻性，也有更多的严肃报刊开始占有相当的市场份额。如老牌的文化杂志《读书》稳中有升，新起的《东方》、《21世纪》、《战略与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等大型学术刊物不但没有如有些人预言的那样走入末路，反而愈发有声有色，并形成文化界的一道独特景色。余秋雨先生以史料钩沉、文化漫游为基本手法，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化散文”文体，并先后结集出版了《文化苦旅》和《文明的碎片》两本散文集，成了大小书摊上最畅销的书目，余先生亦因其散文中的文化而成了公众文化名人。社会学家杨东平先生的学术专著《城市季风》比较、分析了北京、上海两大城市的文化内涵的异同，这部45万字、售价达17.9元的学术著作，竟成为人们争相传阅的畅销书，而且由此而引发了京沪两地有关京派、海派文化的大讨论。 严肃文化走入市场 自从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得到确立、经济开始腾飞以来，严肃文化的滑坡就几乎成了文化人心中最可忧虑的事实，随着录音机、电视机、录像机等现代工业所制造的传播媒介的日渐普及，及报纸、杂志、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相对自由的飞速膨胀，大众文化以令人瞠目的速度爆炸般增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