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应台随笔集《人在欧洲》，曾谈及一个有趣的文化现象：如果把三个瑞士或德国的知识分子放在一起，聊天的话题绝不会仅限于本国问题，起承转合大多涉猎甚广。从大洋彼岸的美国到欧洲心脏德国，海阔天空信马游缰，话题大多十分广泛，“德国问题虽然比较重要，但也只是许多问题之一……”去年，笔者参加一次国际学术研讨会，与“老外”接触，对方视野的开阔确实让人浮想联翩。所持所论，一般超越本国文化背景。学术争鸣，见解得失可以存疑，然而兴趣的广泛，知识的渊博，视角的开放……实在令人茅塞顿开。“人在欧洲”，但却心仪祖国，此为龙应台行笔为文的特点。脚踏中西，激扬文字，颇有当年林语堂先生的风范。数年的留学、游历以及养儿育女的居家生活，龙应台的思想行为早已“欧化”，自喻为一只混进鸽群的“白色乌鸦”。用她自己的话说：对第三世界的认同感远不如对第一世界的认同来得强烈。然而，第一世界却并不承认她的归属。 文化的境遇大多和生存的境遇同呼吸共命运。当一只被乌鸦和鸽子相互驱逐的“异类”，突然捎来欧洲人文学者的话题，大陆知识分子的封闭短视以及表叙上的梗塞失语，确实让人感慨万千，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胸怀全球，放眼世界”，中国的知识分子也不是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豪言壮语。然而，以简单的意识形态话语代替文化视角下的前瞻后顾，其苦头大家实在没有少吃。以致“清谈误国，实干兴邦”成了矫往过正的改革语录。在西方学者以及龙应台的眼中，中国知识分子有一种“对本土问题狂热的关注”。龙应台认为这大致有三个来源：在儒家思想传统中，士农工商中的“士”，把整个天下问题都扛在了肩上；或许国家长期处于动乱，人民自然关心这些问题的解决，从而“以天下为己任”的观念很深；执政者有意透过教育的过程，灌输读书、救国的观念——读书是为了报国，并非为获取知识或自己的快乐。由此“大部分的人都把注意力放在本土问题上，不知不觉中阻碍了对国际事务的拓展”。作者以生于斯、长于斯的台湾为例，舆论对国际事务的关注比较于欧洲报纸便显得十分可怜，且缺乏一种独立的观点。中西交融，五方杂陈，“不了解别人，就不了解自己”，浪迹天涯的龙应台对此似乎比平常人更为细腻和敏感。问题虽然简单浅白，题旨却发人深思。 中西比较，龙应台以“旁观者”身份阐述的感悟，启人心智处甚多。大陆知识分子对自身的生存境遇实在谈得太多，面对风云变幻的世界却往往知之甚少，尤其缺乏一种宏观的休悟把握。时下，“全球经济一体化”已成气候，经济交往中“按国际惯例接轨”的呼声甚高。“复关”谈判，中方步履艰难，双方在市场准入问题上的反复较量，其实质即对“惯例”、“条款”的解释不一。但双方各自的原则和“入关”前提却是非常清楚的。经济已经开始先行，文化的“入关”问题却依旧散漫于知识分子先天失调、后天准备不足的无序中。俗话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以中国人文学者现有的知识水准而言，视野上确实很成问题。境遇和话语；现实与理想，大多表现为前者的世俗消融了后者的张扬。话语的大而无当，实在如隔山买牛，距离太远，感觉上终不如萝卜白菜来得亲切自然。士志于道，纵论天下，品评时弊，臧否人物，传统的中国士人对此并不陌生。只要不“海客谈瀛州”，奢言“怪力乱兽”，古时读书人对人情世像一以惯之的关注，是有其深厚的传统的。从汉朝“独尊儒术”以来，中国即以“士”治天下。“修齐治平”一般为读书人入仕的初衷。在此文化氛围下熏陶出来的知识分子，向来自视甚高，建功立业、济世救民的使命感尤其突出。往往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个人命运与江山社稷紧密相连。“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文精神至今仍然是中国知识分子引以自豪的传统美德。但是，能够以开放的胸襟，平等地学习和对待世界不同地域的文化，则始终是士大夫阶层难以自我消弭的一个误区。中国的科学文化在近代的落后，某种程度上讲，首先在于对世界缺乏准确的了解。“鸦片战争”尽管让执政者取消了闭关锁国的“海禁”政策，黯弱的智识却仍然不长进，一错再错，开放和学习几十年依旧停留在“体用”之争，谈何世界性的眼光。全民族两千多年“天朝”老大的习惯思维始终沉疴难愈，终至积重难返，渐渐失去体制内自我更新的可能。 历史在推陈出新，思想更需要吐故纳新。“五四”前后，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文化的认同，已渐渐超越“体用”上肤浅的争执，科学民主的概念已深入人心，并渐渐改变中国学者的思维方式。由此，催生出一批具有世界眼光且受过西方现代文明相当训练的专家学人。中国近现代科学文化的基础因此奠基，并发展壮大。其间，强烈的忧患意识与世界意识始终交织一起。然而，囿于传统文化难于消解的强势，开启民智的文化启蒙运动却进展迟缓。世界与中国，仍然相隔一层纸。比如，中国从日本学的东西不少，但始终不学日本的“脱亚入欧”。事实上也很难学，等到瓜分豆剖，再想“脱亚入欧”，却已经来不及。几乎晚了半个世纪，好不容易才有一个“全盘西化”的口号。然而国势颓败，内忧外患积贫积弱，政权在风雨中飘摇，民族在危机中呻吟喘息。话语的愿望与境遇的尴尬，实在让人辛酸。“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中华文化何时才能够与世界先进文化（其实是西方文化）进行平等的对话和交流，可以说在20世纪已成为中国人文学者毕生追求的一个历史宏愿。比如哲学大师冯友兰，临终时耿耿于心的未竟之业即中华文明在21世纪的发扬光大，并对此前途充满信心。 老先生的展望鼓舞人。汤因比、池田大作等国外著名学者有关中华文明的对话亦一致乐观。尤其是中国改革开放16年，“经济特快”每年大多提前进站，形势确实看好。好事面前反躬自省，文化环境的日益恶化，生存境遇的捉襟见肘，警觉者无论如何也不敢随便恭维。文化的滑坡、流失、塌方……诸多险象时时令人揪心。去年，参加中国人民大学举办的“21世纪世界华人文化国际研讨会”，夜晚与中文系青年教师进行小范围座谈，话题之外有人问及教师收入。对方红着脸憋出几字：“斯文扫地，令人齿寒……”说话者为北大“当代文学”博士学位获得者，正值青壮之年，两年不见如今却“伍子胥过韶关——一夜熬白了头”。此情此境，实在让人不胜惊愕。如此生存境遇，谈何走向世界？按鲁迅先生话讲，中国向来不乏舍身“硬干”的拼命三郎。然而，中关村、清华园中年教师英年早逝的报道却令人不胜唏嘘。恕我直言，高校近年学术水准的下降、人文精神的失落、文化价值的贬值，社会恐怕有目共睹。举析一例：去年北京某名牌大学中文系两位应届毕业生到报社实习，送上一个选题，“北京书刊市场的走向”。谈及采访提纲，笔者建议最好到琉璃厂几家书店跑跑。两位学生睁大眼睛：“琉璃厂在哪儿？……”他们不知道、没去过。名牌大学中文系四年级学生不知道琉璃厂“文化一条街”，对我实在是一个意外的打击。好奇心使我委托他们做一个调查：结果是，全班40多个学生，除了北京的几个学生知道和去过，外地学生中只有两位女生曾经光顾过琉璃厂书店。斯文扫地，可见一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