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方克立教授一九九五年五月十一日在一个文化研讨会上的发言，征得本人同意，本刊现予发表。 今年2月，我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提到：在90年代的“国学热”中，确实有人企图用孔夫子的儒学来抵制、排斥、否定和取代马克思主义，但不能把情况估计得过于严重，好像已经出现一股了不得的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思潮。在“国学热”中，大多数学者还是力图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分析、认识中国传统文化，弘扬民族文化之精华，批判继承，综合创新，创造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我不同意把“国学热”和国粹主义、复古主义思潮简单地划等号。值得注意的倒是90年代文化研究和文化讨论的所谓“话语转换”，即一些人所说的“放弃激进的社会／政治批判话语，转而采取文化上的保守主义话语”（《东方》1994年第5、6期）。在今天，“文化保守主义”确乎已成为一种值得注意的思潮，但它关心的主要不是中国传统文化，而是要反思整个中国近代史（参阅本刊1995年第5期）。 我这样说有什么根据？今天想着重谈谈我对90年代出现的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认识。 一、当今中国是否存在一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 我想首先用一些人文学者的实际感受来回答这个问题。我带来一本杂志，其中有两篇文章，题目分别是《文化崩溃时代的逃亡与归依——90年代文化的新保守主义精神》和《新保守主义：价值转型的表征》。 前一篇文章说： “我发现自90年代开始，文化上新保守主义精神不作宣告地悄然形成了。……新文化保守主义的主要特征概括起来大致有如下三点：一是放弃激进的批判精神，实行温和而稳定的话语实践；二是放弃对共同处境的忧患、焦虑和怀疑，转变为对个人境遇的关怀和思考；三是放弃对终极价值、目标信仰的追求和提供，而是关注具体的局部问题的解决。显然，这是一次文化气质的大转型，对这一巨大的转变我们已有了明确的感知。”（《中国文化研究》1994年夏之卷） 后一篇文章说： “进入90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发生了深刻的转型。人们都已注意到的一个文化现实是：一种新保守精神正在崛起，它已超越了80年代我们所熟悉的文化话语，在新的话境中发挥着越来越大的影响。……这种文化思潮既包涵着对80年代以来文化运作的反思，又有对‘五四’以来激进话语的反思；而它的发展也与目前‘冷战后’的新世界格局有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是这一格局的一种文化反应。‘新保守精神’已涉及了文化的各个领域，在不同的文化空间中获得了不同的表现形式。”（同上） 这是两位生活在国内的人文学者的体认和感受。我还想介绍一位现执教于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的中国学者远在异国他乡的观察和评论。这位学者在阅读了近年来国内文化讨论的一些文章后说： “读完这些讨论，有一个局面已相当清楚：一个强大的新保守主义思潮正在中国知识界翻卷起来。新保守主义首先表现在对80年代文化热的忏悔自罪心情。……对80年代文化精神高扬的清算是新保守主义的一个共同倾向，不管讨论者是否自觉到这一点。新保守思潮表征之二是回归传统文化，‘倾听压抑太久遗忘太久的人文主义传统的声音’。……从国内出版物的情况看，新国学的确已成为近年学术的中坚，文化关注点的确在转向。新保守主义潮流的最重要表征是自我唾弃精英地位或责任，转而与民间文化——俗文化认同。”（《二十一世纪》1995年2月号） 根据上述资料，说在当今中国存在着一股文化保守主义思潮，大概不至于被认为是一种虚构。它是许多学者“明确地感知”到的一种当代文化现象。 其次，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现实：文化保守主义已是一些学者和刊物公开亮明的旗帜，有人呼唤在大陆形成“新儒家群体”或新保守主义学派。 《原道》辑刊在第一辑的“编后”中写道：“××博士的自由主义、×××博士的解构主义与《原道》同人的‘保守主义’在理论层面是相冲突的，但在现实层面，它们却可以也必须互相制约补充。”（《原道》第一辑，第386页）这就是说，“保守主义”是《原道》同人公开亮明的旗帜和学术宗旨，这与该刊第一辑中一些主干文章的思想倾向确是一致的。首篇《李泽厚答问》结尾一段话颇有意味： “问：……您信仰什么思想？ 答：唔，什么都有一点吧。 问：如果把您称为新儒家，您愿意吗？ 答：愿意。但不是现在港台那种新儒家。 问：……什么时候您能谈谈，如果大陆形成有异于港台地区的新儒家群体，那它将表现出一些怎样的特征？ 答：这很值得探讨，但现在还有些为时过早吧！”（同上书） 这段问答说明，在今天，不仅像李泽厚这样知名的学者表示愿意被称为“新儒家”，而且有人呼唤在大陆形成“有异于港台地区的新儒家群体”。而事实上，早就有人打出“大陆新儒家”的旗号了。 1992年6月，某大学的一位资深教授在四川德阳召开的“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提交了一篇论文，题曰《我的现代新儒学观》，公开“揭举大陆新儒学的旗帜”。1994年11月，在湖南岳阳召开的“国际‘儒家文化与当代文化走向’学术讨论会”上，他埋怨人们对他不重视，并作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发言。他说他“发现”了“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和基石。“五四以来，全盘西化论者，不论是全盘英美化派或全盘苏化派，都一味批孔。特别是后者，把这个光辉思想当作唯心论、天才论批判。即使真正尊孔的孔教派和现代新儒家的前辈、时贤，也没有特别看重这句话，竟让我这个无名之辈再发现了这块儒学的奠基石。从此，豁然贯通，形成系统的观点，自行摸进了新儒学的大门。我期待学界前辈或成名学者揭举大陆新儒学的旗帜，白等了好几年。‘蜀中无大将，廖化作先锋’，我只得在‘天下有道，丘不与易’的精神指导下，冒天下之大不韪，92年6月在德阳‘儒学及其现代意义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申明我服膺现代新儒学，并阐述了我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