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曾构想过一个无知无欲、幸福美好的精神乐土——伊甸乐园，培根也曾设计了一座充溢着知识氛围的科学圣殿——所罗门宫。人类总是具有不同的文化朝向，而现代社会这种科学与人文文化间的距离似乎在不断拉大；但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却并未能沿着这两条路径重新找回伊甸园或真正建立起科学的圣堂，相反却日渐感到价值、信仰的贫乏和这两种境界的走失。 一、若即若离的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 被马克思誉为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真正始祖的培根曾精心设想了一个科学的乌托邦——新大西岛的所罗门宫，在那里国王不再是柏拉图推崇的哲学家而是睿智的科学家。这种纯科学的乌托邦可能使当时同样笃信知识就是力量的人心潮澎湃；但在时光荏苒数个世纪之后，人们发现这种纯然的科学圣境仍只是一片海市的虚茫。 人们当然不能不诚服科学的成就，在整个文明史上用希腊神话中的赫拉克勒斯功业来譬喻科学的功勋并不为过，科学甚而使许多的神话成为现实。然而社会发展至今，却也有了许多与科学相违的事实：曾认为必将被科学逐出的宗教峰回路转，在那歌特式建筑高耸的尖券下仍回荡着教徒虔诚的赞歌；科学本是人的创造物、是文化中的珍品，但人在惊异于科学的突破、惊异于自身无限的创造力的同时，对科学的恐惧也在潜滋暗长，因为人们已然置身于一片肮脏嘈杂的环境中，置身于为越来越多冷漠的机器排挤或成为机器上的一个齿轮的尴尬境遇中、置身于毁灭整个人类的核武器的危胁中——人们对于科学正在由绝对信服转为怀疑。弗洛伊德在《精神分析引论》中指出：人类自尊心先后从科学手内受到了两次重大打击。第一次是知道我们的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仅仅是无穷大的宇宙体系的一个小斑点……第二次是生物学的研究剥夺了人的异于万物的创生特权，沦为动物界的物种之一，而同样具有一种不可磨灭的兽性……然而人们的自尊心受到了现代心理学研究的第三次最难受的打击，这种研究向我们每个人的“自我”证明就连在自己的屋子里也不能自我主宰〔1〕。科学与人有了异化的趋向，人在科学面前感到了一种生畏的自失，而这种异化更明显地表现在人文、科学两种文化的离散上。现代人文文化的主张者不乏对科学的指摘甚至贬斥：在未来主义派电影的创作中艺术家们有意放弃科技的应用而转向手工着色；而早在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小说家乔治·吉兴就曾写道：我憎恶和害怕科学，因为我相信如果不是永远也是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科学将是人类残忍的敌人，我看到它破坏着生命的一切朴实与和善，破坏着世界的美丽〔2〕。这种状况倒不禁让人想起在基督教教义中，人类的始祖亚当、夏娃一旦偷吃了禁果获得了智慧就被上帝永远逐出了伊甸乐园……。人们一贯倾向于用“爱智”标明西方文化的特点，可有意思的是西方文明源流之一的希伯莱文化一开始就把智慧与痛苦联系在了一起。或许人类对于科学的向往和追求从未停止过，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之间却日益扩展了一条疏离的代沟，英国著名科学家兼作家C·P斯诺在其所著的《两种文化》一书中淋漓地描述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背离，似乎古代人对智慧的忧思真的成了现实的预言。 所有这些使我们几乎淡忘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甚至一切文化间曾有过的和谐。古代最早从事科学活动的是祭司和僧侣；基督教会也曾为了强化人们的宗教意识鼓励人们去认识自然，因为自然界的和谐秩序有助于确证有一位超人的、无所不能的上帝存在——科学与同它最大相径庭的宗教也有过一种畸形的默契。文艺复兴时期，科学理性与人文精神、医学数学成果与绘画雕塑、诗歌音乐绘画等彼此交融、相得益彰，甚至当时如达·芬奇、委罗基奥那样的艺术大师也同时是在天文学、数学、地理、诗歌、音乐等方面造诣颇深的博学者。文艺复兴运动使科学理性和人文精神双双摆脱了神学的阴霾。科学与人文的联姻使当时的人们对一切都显得信心十足：笛卡尔宣称我思故我在，康德也表白给我物质我就用它造出一个宇宙来。文化的协调使那时以至其后的一段时间里科学、人文领域都缭绕着云蒸霞蔚的祥和。即便是现代，虽然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间出现了种种反常，但我们仍能看到两者间断续的统一：曾把捍卫科学的布鲁诺处以火刑的罗马教廷却在1936年正式成立了罗马教廷科学院，不断表明对科学厌恶反感的文学也不可能完全超逸于科学所提供的丰硕成果，更不用说人的日常生活了。在人类历史中真正使人的主动性、优越感不断提高的多种原因里不可能排除科学。它的确正成为改造人类思想的整个模式的一个决定因素，人类不能不怀着敬畏的心情褒奖科学的创造发明者，并在人文领域中自觉或不自觉地与科学交融。于是，如歌德歌剧中所塑造的为了知识而出卖灵魂的浮士德式的悲剧形象便不单单是艺术虚构：人们在科学面前忐忑不安，可对知识的渴求又不肯松懈。我们看到的是科学与人文裂痕之上某些断续的接界，是人类对于科学亦喜亦忧的矛盾心态、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对立与交融的并存。 人们可以把科学尊奉为阿拉亭的神灯又可以把它贬斥为潘多拉的盒子，那么什么导致了这种矛盾，造成了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疏远呢？ 二、两种文化走散的原因 科学文化与人文文化的走散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文化中至真、至善、至美价值取向向度的多重性。人类情感愿望的丰富多样决定着人们对文化的创造、选择是基于不同向度的。人类崇尚实现至真的科学创造也渴望着人文文化来满足对于善和美的需要。因循哲学的逻辑，我们也许可以推导出真善美的内在统一，但作为文化取向向度，它们之间的关系却是复杂的。如果说在文化发展的幼年这种统一还是主要的，那么在现代芜杂繁多的文化图景中，它们已日渐偏离了这种统一的肇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