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先秦巴蜀文化研究一瞥

      巴蜀文化是以先秦巴文化和蜀文化为中心构成的文化圈，这一点与齐鲁文化和吴越文化有相似之处，但从文化本身的整合程度上看，巴蜀文化又有其不同于其他文化的特质。我们仅据所见，就近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情况作些挂一漏万的粗浅介绍。为了叙述方便，我们将巴蜀文化的研究大致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对巴蜀文化的总述；二是对巴文化的专门探讨；三是对蜀文化的专门探讨。

      一、关于巴蜀文化的总述

      巴蜀文化的研究发端于抗日战争时期，曾有一些重要成果问世。建国以后，重新掀起了巴蜀文化研究的热潮，徐中舒的《巴蜀文化初论》（《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2期）和《巴蜀文化续论》（《四川大学学报》1960年1期）、缪钺的《巴蜀文化初论商榷》（《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4期）、蒙文通的《巴蜀史的问题》（《四川大学学报》1959年5期）以及冯汉骥的《关于“楚公蒙戈”的真伪并略论四川“巴蜀”时期的兵器》（《文物》1961年11期）等文章从不同角度进行了开创性的研究。

      80年代以来，这一领域的研究日趋深入，李复华、王家佑《关于“巴蜀图语”的几点看法》（《贵州民族研究》1984年4期）提出，“巴蜀图语”是一种成语的图案提示，这可能为古代氐羌族系的普遍习惯。“巴蜀图语”是巴人巫师创作，后传至西蜀，汉初为汉字取代。孙华《巴蜀符号初论》（《四川文物》1984年1期）认为，出土的巴蜀铜器、铜印上常见的一些符号既不是纹饰，也有别于文字，推测它的性质可能与战争、原始巫术有关，或者是施徽的标志。赵殿增《巴蜀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文物》1987年10期）探讨了巴蜀文化的文化内涵、年代体系、分期、定名、分布区域及文化类型等问题，提出巴蜀文化可分为三期，早、中期巴蜀文化的创造者都是蜀族人，应称之为“早蜀文化”或“古蜀文化”；春秋战国前后，蜀、巴两国并存，形成了晚期巴、蜀文化基本相同又略有区别的新的文化共同体，只有这一时期才可以真正称得上“巴蜀文化”。张勋燎《古代巴人的起源及其与蜀人、僚人的关系》（《云南民族考古》1987年1期）认为，古代巴族“巴”字的意义应该是我国南方壮僚语系民族中“鱼”字的读音，“巴”就是鱼。古代巴人以“巴”名族是由于他们和鱼有特别密切的关系而又把“鱼”读作“巴”音的特点所致，应该是一种他称而不是自称。巴族发源于鄂西，后有一支巴人沿长江西上进入四川，与蜀人共同创造了巴蜀文化。黎小龙《试论巴蜀农业的起源》（《吉首大学学报》1989年2期）指出，自晋代以来流行的川东巴人农业学自蜀的说法，是起因于秦汉时期巴蜀两地出现的经济文化发展高低差异所带来的褒蜀贬巴的偏见。川东巴地农业的起源并不晚于川西蜀地，对巴地农业影响大的是江汉平原的楚人先民，而不是川西蜀人。近年出版的专论巴蜀史与巴蜀文化的论著主要有：童恩正《古代的巴蜀》（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蒙文通《巴蜀古史论述》（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顾颉刚《论巴蜀与中原的关系》（四川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徐中舒《论巴蜀文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邓小琴《巴蜀史迹探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任乃强《四川上古史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以及徐中舒主编《巴蜀考古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等。这方面的重要论文所见还有：罗开玉《秦在巴蜀地区的民族政策试析——从云梦秦简中得到的启示》（《民族研究》1982年4期）、陈宗祥《巴蜀青铜器“手心纹”试解》（《贵州民研究》1983年1期）、蒙默《试论古代巴蜀民族及其西南民族的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3年4期）、刘璞《巴蜀兵器及其纹饰符号》（《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总第七期）和他的《巴蜀铜器纹饰图像》（同上）、冯一下《战国后期至秦朝四川地区民族融合的基本趋势》（《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4期）、朱秉璋《重视方法论的探索——谈巴蜀文化考古》（《四川文物》1987年1期）、谢丹《关于晚期巴蜀墓中的文化内涵》（同上）、刘豫川《巴蜀符号印章的初步研究》（《文物》1987年10期）、赵殿增《巴蜀文化几个问题的探讨》（同上）、谭继和《巴蜀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载罗世烈、林向、彭邦本、彭裕商主编的《先秦史与巴蜀文化论集》）、杨德谦《巴蜀文化的音乐舞蹈艺术试探》（同上）、刘弘《窥视西南夷社会形态的窗口——西南夷大墓的比较研究》（同上）、史建群《〈华阳国志〉所见古代巴蜀民风》（同上）、吴如嵩《巴蜀在秦国国防发展战略中的地位和价值》（同上）、刘明科、高次若《虎形饰青铜器的分布传播及巴蜀文化特色问题刍议》（同上）、赵殿增《关于重建巴蜀古史的思考》（同上）、李安民《巴蜀文化的文化学研究》（同上）、唐亮《安宁河流域文化与巴蜀文化、滇文化的关系》（同上）、钱伯泉《西北民族与巴蜀文化》（同上）、张天恩《宝鸡茹家庄等处西周墓葬与古巴蜀文化关纱管窥》（同上）、王桂枝《论国墓地出土的青铜器》（同上）、田仁孝、刘栋、啸鸣《西周氏遗存几个问题的探讨》（同上）、刘军社《汉木上游巴蜀文化初论》（同上）：刘彬徽《论巴蜀文化和长江中游地区故化的关系》（同上）、蒋立群《巴蜀文化的再发现与吴越文化源起》（同上）、王子今《巴蜀文化的持质与秦举并巴蜀的成功》（同上）、陈平《秦与巴蜀文化关系浅论》（同上）、祁和晖《分析巴蜀文化的基本前提》（同上）、成家彻郎（日）《巴族蜀族的形成》（同上）等。

      二、关于巴文化的专门研究

      王家佑、王子岗的《涪陵出土的巴文物与川东巴族》（《四川大学学报丛刊》第五辑，1980年7月）提出，巴有图腾划分，有若干的支系和来源：龙蛇之巴、白虎之巴、凤鸟之巴等。唐嘉弘《巴史三题》（《思想战线》1981年2期）从“巴人葬制与船棺”、“巴砂”、“巴蒟”三个方面介绍了古代巴人的社会生活特征。指出使用船棺葬制与独木舟并无多大直接关系；而巴砂和巴蒟是巴人在化学上的两项重要成果。张希周《试论古代巴人发源于湖北长阳佷山》（《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1期）考证，佷山在清江南岸，有五峰，即《后汉书》“武（五）落山”，亦有赤、黑二穴，还有巴人居住遗址，附近曾出土虎钮錞于。佷山即巴人发源地。彭武一《古代巴国南疆考》（《求索》1983年4期）认为，春秋战国时，巴国的“黔中”即其“南疆”，应在今天川东南、黔东北、湘西北，而且包括今天湖南省沅陵县在内，是“巴黔中”的“北部”。伍新福《楚黔中郡与“巴黔中”》（《江汉论坛》1986年2期）则对此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所谓“巴黔中”或“巴南疆”，实际上正是楚国黔中郡所辖的基本领域，“巴黔中”和广阔的“巴南疆”是不存在的。邓廷良《巴人族源试探》（《南充师院学报》1985年2期）认为，古代巴人属于氐系之龙蛇团族，源出陇右沿东西汉水东南迁。从母系角度论，巴为夏的支亲；而其男系的祖太皞伏羲氏本身，也是西方蛇龙团族与东方鸟系结合的后裔。所以，巴人虽有部分东夷系血统，但主族源仍属西方氐系之裔。李绍明《川东南土家与巴国南境问题》（《思想战线》1985年6期）则认为，巴族有东西二源，是东方濮越人部落与西方氐羌人部落的融合。湘鄂川黔的土家族是古代巴族的后裔。近年出版的专著和论集主要有：董其祥的《巴史新考》（重庆出版社1983年版）和《巴史新考续编》（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庄燕禾的《巴史中的几个问题》（重庆出版社1988年版）、重庆博物馆编《巴渝文化》（一）（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和《巴渝文化》（二）（重庆出版社1991年版）等。近年探讨巴文化问题的文章主要还有：林奇《巴楚关系初探》（《江汉论坛》1980年4期）、田玉隆《从史学结合民族学看巴国与苗族关系》（《贵州民族研究》1982年2期）、彭武一《古代巴人廪君时代的社会和宗教——兼及土家族与古代巴人的渊源关系》（《吉首大学学报》1982年2期）、张希周《禀君时代的巴人活动地域》（《江汉论坛》1983年12期）、王家祐、刘磬石《涪陵考古新发现与古代“巴国”历史的一些问题》（《文物资料丛刊》1983年总第七期）、熊传新《湖南发现的古代巴人遗物》（同上）、申世放《马族鱼文化》（载《重庆市博物馆——历史考古文集》）、张雄《“巴氏蛮夷”浅论》（《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2期）、田宫超《巴史勾沉》（《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1期）、徐南州《〈山海经〉中的巴人世系考》（《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6期）、周集云《关于古巴方国都所在地的考证》（《南充师院学报》1987年3期）、唐金裕《汉水上游巴文化与殷周关系的探讨》（《文博》1988年1期）、渔君《巴文化研究与巴民族形成浅议》（《民族研究》1990年1期）、曾凡模、黄晓东《古代巴渝舞新论》（《群众文化研究》1992年1期）、杨铭《巴渝舞曲名和性质新探》（《渝州艺谭》1993年1期）、李世平《试论巴文化对西南少数民族文化的传递》（首届全国巴渝文化学术讨论会论文）、郝良真《巴人族源与巴文化的特点》（同上）、苏兆庆《考古发现与巴文化探源》（同上）、唐昌朴《先秦巴国都邑与疆域考议》（同上）、李禹阶、黄晓东《巴族社会组织的一般性与特殊性》（同上）、姚政《论巴族国家的形成》（同上）、沈长云《论姬姓巴国的建立与其土著的族属等有关问题》（同上）、孟世凯《巴渝文化琐议》（同上）、管维良《巴文化及其功能浅说》（同上）、陈剑《充、果、阆地名之释义与巴文化史源及其发展演化的密切关系》（同上）、彭邦炯《关于巴的蠡测》（同上）、吴荣曾《战国巴人历史、文化试探》（同上）、孙敬明《巴兵类略》（同上）、杨铭《徐人三巴考》《先秦史与巴蜀文化论集》）、李学功《关于巴国的社会性质问题》（同上）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