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为今用”和“外为中用”，长期以来，是我们对待古代文化和外国文化的两个口号。本文拟对此略抒管见，以求教正。 一 先说“古为今用”。这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有人标榜“为学问而学问”，似乎学者就该置身于象牙塔内，幽居独处，超然物外。倡导此论最力的是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他把知识区分为二：一是自由的哲理，它能使自由哲人通达真理的殿堂；二是实利的生产知能，那是卑下凡人的贱业。（注1）无独有偶，我国汉代的董仲舒也鼓吹“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注2）听其言再观其行。亚里士多德煞费苦心撰成古希腊名著《政治学》，推销其奴隶主的政治主张，并非“超然物外”。董仲舒研究《春秋》，著有《春秋繁露》，适应汉武帝的政治需要，提供“大一统”的理论根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董仲舒的“点子”，被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当过官，虽有坎坷，但终属“上层人士”。后来，辞官讲学，“朝廷如有大议，使使者及廷尉张汤就其家而问之，其对皆有明法”。（注3）名为“辞官”，实则“退居二线”，朝廷有事，仍请他“发挥余热”。董仲舒也不是“为学问而学问”的。 宋代皇帝宋神宗在这一点上，倒是讲了老实话。他不隐讳历史学的现实功用，诏令编史，直截了当地说：“《诗》、《书》、《春秋》，皆所以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于后世者也。”（注4）书名《资治通鉴》也是由他精心推敲、拍板定案的。 恩格斯是无产阶级伟大的理论家和革命家，他为了变革当时的社会现实，就要探讨国家的本质。于是他追本求源，利用前人的研究成果，用新的观点和新的方法写出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成为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名著。它不仅是革命理论，也是原始社会史学的成果，在学术上极富价值。恩格斯为我们作出了“古为今用”的典范。 由上可知，“古为今用”乃是通例。其“用”一也；所不同者，由于历史学家的时代地域不同，立场观点各异，学识有深浅，功力有高低。因而其研究成果取舍有侧重，评论有褒贬；即使志同道合者，也难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人的手有手心和手背两面。“古为今用”只讲了“借古鉴今的一面；我们还得讲更重要的一面，即“今为古用”。这里的“今为古用”，其确切涵义是“以今察古”，并非把现今的“卡拉OK”推荐给唐宗、宋祖，让那些皇室贵胄也“过把瘾”。 历史是“往事”，写史书的则是“活人”。“活人”总是依据其所处时代之需，运用当代的各种文化成就，包括现代史观和现代研究手段来研究历史的。站在今天，回过头来，审视过去，往往能发现新意。 人类生活的实际进程是从古到今的。但是，人们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和分析却是倒过来，从今到古的。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对人类生活形式的思索，从而对它的科学分析，总是采取同实际发展相反的道路。这种思索是从事后开始的，就是说，是从发展过程的完成的结果开始的。”（注5）马克思在研究资本主义经济时，深有体会地说：“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因此，资产阶级经济为古代经济等等提供了钥匙。”（注6）摩尔根依据当代的科学水平，研究古代社会，建立了伟大功绩。恩格斯对这位美国原始社会史学家作了高度评价，说摩尔根“在主要特点上发现和恢复了我们成文历史的这种史前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血族团体中找到了一把解开古代希腊、罗马和德意志历史上那些极为重要而至今尚未解决的哑谜的钥匙”。（注7）这些事例都足以说明“古为今用”和“今为古用”二者密不可分的道理。 现实中也存在诸如此类的众多事项，有待“今为古用”去寻找钥匙，解开哑谜。近来，出现了“恐龙蛋热”。科学家们正在运用现代手段琢磨它，这又是“今为古用”的一例。可以预期，随着“今”的发展，对“古”的理解将越来越深，得出更为确切的结论。一旦从恐龙蛋里琢磨出来某种道理，用于现代，那又是“古为今用”了。 “今为古用”的另一涵义是运用现代史观，重新审查古人的研究结论。举例讲：《论语》是研究儒家思想的重要古籍，历史学者多所评点，给予高度的评价。“半部《论语》治天下”是尽人皆知的名句。（注8）这句话带有文学的夸张色彩。其实，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也用文学语言来表达，这句话倒过来讲也许较为合适，即“一部《论语》治半个天下”。若再细抠，还得再打折扣。道理很明显，天下的事多得很，抛下琐细小事，人类的基本实践活动有三项，即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在春秋战国时代，科学实验活动是有的，《墨子》中多有记载，《论语》中却不见。生产斗争也为人类生活所必需，并且是最基本的实践活动。孔子的学生樊迟要求增设“学农”、“学圃”的课程，竟被斥为“小人”。孔子辩解道：“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注9）意思是说，要抓礼、义、信等大事，种粮种菜让奴隶们去干，当官的不必亲自抓“米袋子”、“菜篮子”。所以我说，孔子一不讲生产斗争，二不提科学实验，只讲“仁政”等治国治民的大道理，这是“三缺二”。一部《论语》即使“句句是真理”，充其量只能治三分之一的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