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人，自觉或不自觉地，总不愿意说太多自己文化的坏话。俗话说的“要面子”，本身即是中国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但从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在总体上又是如此悬殊地落后于西方文化。对于中国知识分子来说，内在的炽热民族自尊与外在的冷酷列国它强，既逼迫我们不得不从事中西文化比较，又使得我们在着手这个工作时，沉浸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心绪里，置身在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中。 这里选择了几位西方名人，介绍他们关于中国文化特征的论断。我个人以为，一个想要追赶世界文明主潮的文化，更需要的是听到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从感情上说，我们愿意听的也许是西方哲人颂扬中国文化的话，人们多以此来证明新的世纪必将具有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特征。但也不妨听听另一类看法。 孟德斯鸠（Montesquieu，一六八九——一七五五）是通行现代社会的“三权分立”理论的创始人。在孟德斯鸠笔下，中国文化的特征是“专制”。他写道，中国政府只有使用棍棒才能让人民做些事情，政府与其说是管理民政，毋宁说是管理家政。中国的专制主义，在祸患无穷的压力之下，虽然曾经愿意给自己带上锁链，但都徒劳无益；它用自己的锁链武装了自己，而变得更为凶暴。“因此，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它的原则是恐怖。”（《论法的精神》，商务版，129页） 对于中国的这种专制，也有人大唱赞歌，比如与孟德斯鸠同时代、同国籍、同知名度（各在不同领域）的伏尔泰和魁奈。 伏尔泰（Francois-Marie de Voltaire，一六九四——一七七八），十八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的精神导师。他即十分推崇中国的政体，称中国的“政体实际上是最好的，是世界上唯一完全按父权建立起来的帝国”。（Philosophical Dictionary，NY，1962，p.169） 魁奈（Francois Quesnay，一六九四——一七七四），法国重农学派领袖，因《中国的专制主义》一书又被誉为“欧洲的孔子”。在这部书里，魁奈长篇大论地驳斥了孟德斯鸠对中国专制的批评。他不是否认中国的专制，而是不同意孟德斯鸠对这种专制的态度。魁奈认为，中国的皇帝是世界上最好的统治者，历代皇帝的专制与贤明使中国成为“世界上最古老、最大、最人道、最繁荣，一直存在至今的国家。”（China，A Model for Europe.1946，pp.239—252） 如果对文化作广义的理解（包含制度和观念在内的一切总和），说专制是中国文化特征之一，并且这种特征对中国历史的作用主要是消极的，无疑是正确的。中国几千年的传统制度是专制，应该变革，是“五·四”以来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在这一点上，孟德斯鸠是对的，而伏尔泰和魁奈则是错的（尽管他们在其它方面自有不可磨灭的伟大之处）。我特别奇怪的是，一生反法国专制王朝、一生受法国专制王朝迫害（两次入巴士底狱，长年流亡）的伏尔泰，会颂扬中国的专制王朝。他不知道，他的思想与行动，若是碰在任何一个中国皇帝手下，早就被满门抄斩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伏尔泰的这一失，大概只能归因于他对中国文化的不够了解而产生的过于理想化。 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von Herder，一七四四——一八○三），德国浪漫主义的先驱。他说，在中国，一切都缺乏对真正自然关系的追求，只能使人失去真正的感受，一切都“就范于政治文化，从而无法摆脱政治文化的模式。”（《德国思想家论中国》，江苏人民版） 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一九○八——一九八六），法国作家，她的丈夫是存在主义哲学的代表人物萨特（Jean-Paul Sartre，一九○五—一九八○）。她对中国文化的“泛政治化”特征有着更具体的限定。她说，中国文化“实质上是文官和朝臣的文化”。（Force ofCircumstance，1965，p.332） “泛政治化”这个词，我是从台湾的报刊上学到的。台湾报刊上经常用到“泛政治化”这个词，而且大都带有某种贬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精采的词，非常欣赏它。我更欣赏在使用这个词时赋予它的那种贬意。“泛政治化”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对其的“不敬”并“远之”，标志着文化上的觉醒。 政治文化，就是政治挂帅、权力至上，就是“一切为了权力”、“有权就有一切”，就是一切都被政治权力所垄断、所操纵。说中国文化特征是政治文化，并不是说每一个（当然也确实是有很多）中国人都热衷于追逐权力、都擅长于玩弄权术，而是说每一个中国人都逃脱不了权力的追逐、都避免不了权术的玩弄。政治无孔不入，权力无所不在，经济、科学、艺术无不屈从政治权力，父子、夫妻、长幼、男女无不重现君臣关系（连中医给人开药方，也要有“君”有“臣”）。在这种文化中，许多人患有“政治过敏症”，原本与政治毫无牵连的言和（或）行，都被拉扯进政治。写“清风不识字”的秀才，被砍了脑袋；抱怨“东风吹来乌烟瘴气”的工人，被取了性命。 与中国文化特征是政治文化（或称为官场文化）相对应，西方文化特征是经济文化（或称为市场文化）。在前者，政治决定经济，市场被官场化；在后者，经济决定政治，官场被市场化。（官场市场化，不是指“金权一体”、“官商合流”，而是指政治家与选民的关系就像市场中卖主与买主的关系。政治家“出售”自己，要靠媒体广告，要靠形象包装，要靠产品——政策——品质，以赢得选民手中的“钞票”——选票）。 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一七七○——一八三一）认为，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古到今都维持着原状，“无从发生任何变化”。（《历史哲学》，三联版，161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