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维是人脑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人通过社会实践活动认识世界，思维被实践活动所制约，所以，思维是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而发展的，在《自然辩证法》中，恩格斯曾指出：“人的思维最本质和最切近的基础，正是人所引起的自然界的变化而不单独是自然界的本身；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学会改变自然界而发展的”，其意思即是说，思维是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的，它的形成和发展与实践活动紧密相关。因为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是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思维也相应地有个从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从原始思维向现代文明思维的发展过程。现代人类的思维主要是理性的、抽象的思维，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原始的、幼稚的思维方式远没有消失，而且民间文化中还保留着许多既非文明理性思维、亦非原始思维的特殊思维方式。原始思维的研究，随着弗雷泽、列维·布留尔、列维·斯特劳斯著作的翻译、介绍，在我国已经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但对民间文化思维的研究，仍然一片空白。其实，研究民间文化思维方式的材料异常丰富，例如故事传说、民俗事象、民间信仰、民间美术、人生礼仪、墓葬方式等等，都是第一手的宝贵资料，只等待着我们去利用。再说民间文化思维的研究，可以帮助我们探索原始思维是怎样逐渐发展为现代理性思维的，了解现阶段的我国劳动人民，尤其是农民，是以怎样的思维模式思考着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日新月异的新鲜事物的。当然，这是一项宏伟的工程，需要大家共同努力。本文并非全面谈民间文化的思维方式，只是就其中几种较为特殊的思维方式拣出来略加介绍而已。 一、矛盾思维 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钟敬文先生近几年写过两篇论述《老鼠娶亲》故事的文章，其中之一的《从文化史角度看〈老鼠娶亲〉》一文，介绍了民间年画老鼠娶亲的内容：“图中描绘娶亲（或嫁女）仪仗的景象，俨然人间嫁娶的情况，有花轿、彩旗、灯笼和鼓乐队等。只是那些‘执事’和坐在轿里的新娘（有的还有骑马迎亲的新郎），都是由鼠辈充当的罢了。而另外一些图像除了老鼠之外，却添了一只身体硕大的猫公。它神态威严，所占据的位置，在迎亲队伍前面或后面，有的甚至于生吃起那些‘执事’来。”〔1〕在《中日民间故事比较泛论》中，他又介绍了一个流传于河北邯郸地区的《鼠妈妈选婿》的故事，说鼠妈妈生了一个俊秀的女儿，想嫁给无敌的大英雄，选来选去，选了一只大花猫，结果被抓住吃掉了。〔2 〕王树村编辑的《中国美术全集·民间年画》卷“老鼠娶亲”图版说明里，也叙述了一则有关的故事，结尾与邯郸地区的情节相符。老鼠嫁女（或娶亲）在民间文学中是篇流传很广，深受群众喜爱的故事，周作人《儿童杂事诗·老鼠做亲》咏道：“老鼠今朝也做亲，灯笼火把闹盈门。新娘照例红衣裤，翘起胡须十许根。”生动、亲切地表现了老鼠做亲的情趣。然而在喜气洋洋的气氛中，又安排了一只老猫，而且两者都是被肯定的，这样，故事和年画就陷入了矛盾之中。钟敬文从文化史即历时性的角度解释这一奇特现象的形成，他说：从文化史的角度考察起来，这无疑是人类与动物关系变迁思想史的一种体现。在遥远的古代，人们对于老鼠是抱怨和惧怕的，因为它虽然体形不大，为害却不小——经常要偷吃人们的粮食和损害衣物。它精灵而又狡猾。在人们智力还幼稚，实际上是还不能有效地制御它的时候，就只有尊敬它，甚至亲热它，以冀“和平相处”。在民间艺术家开始创作《老鼠娶亲》图景时，他们的思想、感情上还和广大群众一样存在着那种尊敬或友好心理。但是，钟先生接着说：对于老鼠这种害人的小动物，人们终于发明了那些控制它们的方法（例如养猫去捕吃它）。这样一来，就自然要在传统的画面上添上那个令人注目的猫公了。〔3〕从文化史角度来解释这种奇特的现象，独具慧眼，然而作为一个完整的艺术作品，如何从共时性的角度来分析其内容？是站在为民除害的猫的立场上，来分析作品呢？抑或是对老鼠表示亲热、友好，站在老鼠的立场上来分析作品呢？而无论你站在哪一边，作品都是不可分析的，因为，从共时性的角度看作品，它的内容是自相矛盾的。 类似的自相矛盾的思维方式在民俗事象中也经常出现，冀中以正月十二日为老鼠节，活动中心即扮演老鼠成亲故事，形式类同元宵踩街，吹喇叭、扛彩旗的老鼠喜气洋洋走在队伍前头，接着是新娘的花轿，花轿后紧随着骑驴的新郎，最后是且歌且舞的送亲队伍。既风趣又热闹。虽说是异类，表现出来的亲热如同对人类自己。然而就在这一天，每家的主妇们都要将剪刀绑上红布条，藏掖在被子下、抽屉中，为的是压住老鼠嘴，不让它啃坏东西；还要手执木棍，拨弄、敲打家俱、水缸，这样能使老鼠变瞎，不至于到处乱窜。傍晚，小孩子们挨家挨户收集破鞋，堆成堆来烧，说是烧去邪气；小孩子又往火堆去点燃火把，然后扔到村外野地里去，象征着驱逐走邪气。这些活动又是将老鼠视为人类的害物了。同样是自相抵牾的。民间故事、歌谣是否也存在类似的现象？存在的。王仿先生在研究了江苏南通的叙事民歌《红娘子》的形成与发展情况后，得出了一条规律：“在箭垛式人物、传说人物身上，经常会附着矛盾的东西，阿凡提聪明而‘笨’；孟姜女脱胎于贵夫人，后来却变成员外的千金；‘市本’（指南通市郊陈状姑娘唱本）、‘县本’（指南通县英雄乡陈秀姑娘唱本）中的红娘子虽然同名，但却是两个人，两种性格。”〔4〕指出箭垛式人物、传说人物，存在着矛盾的东西，甚至是两个人，两种性格，无疑是十分有意义的发现，其原因，却不仅是“由于社会生活的不同，由于生活不同的歌手的塑造”，不同的歌手固然可以塑造出某一个箭垛式人物、传说人物不同性格的两类对立形象，即使是同一个歌手，照样可以塑造出性格矛盾的某一个箭垛式人物、传说人物的两类对立形象。不过，这些我们不必细究，王仿先生的主要意思是，在民间故事中，箭垛式人物、传说人物，往往被塑造成对立着的两个人、两种性格。比如秦始皇、汉高祖、宋太祖、乾隆等皇帝，有的故事歌颂他们的智慧才干、治国御敌、镇压权奸的业迹，有的故事却抨击他们的愚蠢昏庸、残害百姓、养奸贻患，甚至流氓习性等恶劣品质。一句话，有时将他们视作好皇帝，有时将他们视作坏皇帝。对这些作品进行阶级分析，可以说有些作品表现了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有些作品是反潮流而动的。但是，从思维学的角度出发，将所有这些故事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来对待，那么，它正好体现出了民间文化矛盾思维的特点。 辩证思维讲从运动发展中、从矛盾转化中去把握和研究事物，而矛盾思维只是将对立的双方静态地并列，并没有在更高层次上将矛盾双方统一起来，使之发生联系，所以也就谈不上运动发展，谈不上矛盾的转化。这种思维我们很容易将它和常说的一分为二看问题混淆起来，其实根本是两码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