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中国”的三个意义世界 “文化中国”这一概念的提出，是相对“政治中国”和“经济中国”而言，在以权力和金钱为议论主题的话语之外，开创一个落实日常生活而又能展现艺术美感，道德关切，宗教情操的公众领域。 所谓“文化中国”，至少包括三个意义世界： 第一个意义世界是由华人所组织的社会，包括中国大陆、台湾、港澳、新加坡，当然也包括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 第二个意义世界是散布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根据《经济人》（The Economist）的报导，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社会的人数已经超出三千六百万，他们的年均所得和日本相等，但却拥有高于日本三分之一以上的资产。 第三个意义世界是指和中国既无血缘又未必有婚姻关系，但和中国文化结了不解之缘的世界各阶层人士，包括学术界、媒体、企业、宗教、政府及民间机构。对这一提法的争议较多，尤其最近在香港讨论文化中国，大家有不同看法。我认为，中国不仅是经济实体，政治结构，社会组织，同时是一个文化理念。它长期受到国际上各种不同资源的塑造，在这一过程中，英文和日文所起的作用至少和中文相等，有时甚至更大。这是不可争议的事实。因此文化中国也应该包括第三意义世界。 提出“文化中国”这一概念的背景 近年来有关“文化中国”的讨论比较热烈，尤其是在北美，这一讨论配合“大中华”（Great China）观念的提出。在英语世界极有影响的杂志《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曾刊出“大中华专号”（“Great China Special Lssue”），也涉及到文化中国的课题。 对于“文化中国”的提出和发展，需要有一个背景的了解。从经济学和比较社会学角度来看，东亚之兴起这一事实，即二战以后日本和所谓“四小龙”在经济上的发展，不仅有极大的动力，而且威胁了西欧和美国的经济霸权。但我特别重视的是东亚兴起的文化涵义。对此，我在英文方面提出过几次报告。特别是1988年在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的专题演说在欧美学术界引起一些反响。 我所说的东亚，包括工业东亚（日本和四小龙）和共产东亚（中国大陆，北朝鲜和越南）。所谓东亚兴起，和日本、四小龙、东南亚，以及最近五年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突出表现在经济上是一个新兴的工业社会的出现。美国一位知名度很高但立论基础并不坚实的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梭罗（Lester Thurow）教授在91年出版的《全球的经济竞争》中把世界划分为三个地区：北美，西欧和东亚（仅注重到日本）。书出版不到半年就过时了。因为他忽视了华人即文化中国的因素。这一因素不能只从地缘（即华人所组织的社会）来了解，一定要有全球视野。因为华人世界已散布全球。 在五、六十年代日本起飞时，西方普遍认为日本因其特殊性而发展。但当时美国驻日大使赖世和（Edwin Reischauer）却提出了另一种观点：要了解日本，不能将它当做一个特殊的地域，要了解广大的中国文化圈（Sinic World）。他在美国外交季刊发表了“中华世界透视”（The Sinic World in Perspective）一文，从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地区来理解日本的兴起，遭到不少美国和日本学者的非议。但七十年代，由于四小龙的兴起，引出关于儒家伦理和工业东亚兴起之可能关系的广泛讨论。首创“未来学”的赫门·康（Hermen Kahn）预言受儒家伦理影响的社会已在兴起，争议很大。普遍认为二者之间的关系无法证实。当时认为最大的否定因素是受儒家伦理影响理应最深而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大陆。由此证明二者关系是偶然的。最近因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这一课题又被重新提出。不少港台学者认为把大陆当作“儒家社会”毫无理据。但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心灵的积习”，也就是儒家的价值取向和生命形态在中国人的行为、态度和信仰中是否仍发挥作用。 1993年哈佛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在外交季刊发表题为“文明冲突论”（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的论文，在北美、欧洲和亚洲都引起很大回响。我不接受他的基本立场，但他的观点却值得作进一步的分解。面向二十一世纪，人类分成七、八个不同的文明体系，而未来世界的冲突和文明体系之间的歧义是否有关。他认为，西欧和美国属同一个文明体系，日本为一独立单元；拉丁美洲为一单元；俄国、东欧为一单元；儒家地区为一单元；伊斯兰为一单元；印度为一单元。他根据“西方和其他”（the west and the rest）的思维框架，认为将来对现代西方的霸权论道可能提出挑战的是两个文明体系：代表回教文化的中东和代表儒家文化的东亚。很多人认为他是后冷战时代的冷战论说，我不反对。 值得注意是马若然（Rodenck Mac Farquhar）（《中国季刊》的创办人，哈佛政治学教授）八十年代在《经济人》发表题为“后期儒家的挑战”（The Post－Confucian Challenge）的论文。他认为在对欧美形成的挑战中，苏联基本是军事的，中东是经济的（因当时的石油问题），东亚社会（即受儒家文明影响的社会）的挑战将是全面的，是生命形态的挑战；是不同的价值体系，不同的现代化模式的挑战。这一论点引起很大震动。亨廷顿将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对当代西方价值体系和生命形态将提出的挑战作了一个有刺激性的论说，和马若然的“危言耸听”是有联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