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1994年第8期《江汉论坛》上曾发表过一篇论文，即“中国文化传统与现代化论纲”。后来在《光明日报》1995年4月16日理论综合版又发了一篇名为“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新文化”的短文。一则随着形势的发展，认识有了拓展；二则文短题宏，言未尽意，故萌生了再写一篇长文的想法。 一 回顾中国近代史中的现代化运动，其所以陷入失败或不成功，当然有许许多多的经验教训，但其中最深刻的教训之一，我认为是经济发展没有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取向。 “五四”运动，对于让中国人打破传统的枷锁，放开视野，学习西方，的确起了巨大的历史启蒙作用。但由于过份地否定了传统文化——如“打倒孔家店”，把糟粕与精华全部“泼”掉了！——使西方的现代化模式成为一种“嵌入”式的东西，不能同中国社会相融汇，难以被中国人民所接受。到后来，致使买办资本横行肆疟，人民忍无可忍，起而革命。 中国共产党人，向西方学到了马克思主义。也由于在开始阶段照搬照套第三国际的作法，使革命遭受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后来以毛泽东为首的革命者，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结合起来——“三大法宝”中的“统一战线”就是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典范——才使中国革命取得了胜利，为中国的现代化创立了根本前提。但是，当国家的工作重心转向经济建设以后，我们似乎又一次忘记了历史的教训。特别是在50年代中期以后，不仅在经济发展上照搬苏联的模式，而且在否定传统上，愈演愈烈，到“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与此同时，中国的现代化与经济发展的道路也愈走愈窄了。尤为奇特的是，在整个70年代，当我们疯狂地砸烂传统文化的同时，国家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都向着闭关自守复归了。 7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领导了“拨乱反正”运动，实行了改革开放的新政策。16年来，中国在经济上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政治上大大提高了国际地位，中国的现代化，已走上了快车道，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是，也必须承认，由于时间的仓促，中国人在来得如此迅猛的经济发展面前，还缺乏文化准备。过去，“文化大革命”把传统美德扫进了垃圾箱；现在，西方的现代化模式以及它的思潮又剧烈地撞击着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许多中国人，可以说堕入了“精神断层”的迷惘空间！ 这种文化失衡，正是现今社会诸多反文化现象的重要渊源： ——个人至上主义、拜金主义的泛滥，其渗透力之猛，无孔不入；集体乐群的传统难以抵挡。 ——以权谋私、权力腐败，成了公开的“时尚”，公仆意识在有些人身上几近沦丧。 ——追逐名利，不择手段，“水货”横行，“假、冒、伪、劣”泛滥成灾，有些人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 ——公混私争，玩忽职守，职业道德普遍下降。 ——物欲膨胀，人情冷落，见利忘义者大有人在；见义勇为者，凤毛鳞角。 …… 只要我们留心地观察一下当今社会，就会发现确有那么一些人，既热衷于个人财富与地位的增加和提高，又热衷于追求西方生活方式的腐朽面和价值观念，已经没有什么马列主义的理想，也抛弃了中国的优秀传统道德，甚至连做人的起码人格、国格也可以不要了！遗憾的是这种“三无之人”的队伍，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这真是十分令人担忧的一种深层次的文化危机。产生这种危机的深层原因，我认为是植根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化模式同中国文化传统的不协调，经济现代化与文化现代化不同步。 这个问题的本质是：在现代中国经济的改革与发展中，怎样继承与发展中华文化传统并吸纳西方文化的精华，整合现代中华文化，以推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进而保障中国现代化的成功。换句话说，就是中国现代化应该是什么样的文化取向问题，要实现一种什么样的现代化问题。这个问题，如果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不能尽早获得解决，我国的现代化便会失去有力有效的精神支柱，很可能由于社会思想的混乱而导致社会稳定局面的破坏，最终也就无法完成中国现代化的大业。 因此，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改革开放，迫切要求我们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原则为指导，重塑现代中国文化，把植根于西方文化背景的现代化模式同中国优秀的文化传统对接起来，形成健康的现代中华文化和中国现代化模式。这是中国现代化得以最后成功的保证，从而是一个亟需深入探讨解决的大课题。 二 我们之所以如此强调中国经济发展中的文化取向问题，是因为文化对经济起着巨大的反作用，文化取向是否正确会决定经济发展是否健康、能否持续下去。 一般地说，一定的经济基础原生出一定文化；但由于文化的大众性、积累性和滞后性，它便会整合为一定的传统，这种传统往往不会因社会制度的更替而彻底消失，反而会跨阶段地制约与影响经济发展：现代化模式与传统文化对接较好，可以能动地加快现代化进程；反之，则会阻碍现代化进程。 我以为，文化的传统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基本的层面： 第一个层面：价值取向。这属于大众的层面，属于最广大的民众所认同的最高价值观与道德伦理境界。例如，西方基督文化的“个人主义”传统，表现在西方现代社会中，人们普遍地认同利己和重利，把个人自由、个人利益、个人价值标准看得高于一切，“神圣不可侵犯”，社会不能干涉，否则就是“不尊重人权”。东方儒家文化的家族主义和群体主义传统，则表现在东亚社会中，人们普遍地认同利他和重义，“先有国，后有家”，个人利益服从社会利益，在追求个人利益时，必须兼顾社会利益等等。在东方，政府和人民则是把保障社会安定、经济发展、人民大众的安居乐业作为最基本的人权。张培刚先生对此打了一个十分形象的比喻：西方人写信封是先写个人，再写街道与城市，最后写国家；中国人写信封则反过来，先写国家，再写城市与街道，最后才写个人。透过这种表象的差异，可以透视出东西方文化核质的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