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是否相容，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有过反复争议的问题。本人认为，就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而言，它与中国革命的向前发展、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是息息相通的，因而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中国，就得到迅速而广泛的传播，并开创了民主革命和向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但由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受到封建主义的专制主义的严重约束和“斯大林模式”的严重影响，又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活力和人文价值因素不相容。因而我们应当认真总结和清理历史的经验教训，克服马克思主义的某些扭曲和变形，促进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与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的结合。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的两重性“斯大林模式”“斗争哲学” 1994年，陈立夫先生在台湾出版了一部回忆录，书名为《成败之鉴》。此书随即又由美国胡佛出版社出版了英译本。 我不是专门研究历史的，不拟从历史上全面评论这本书，这里只想就书中的一个基本论点谈谈我个人的看法。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问题。陈立夫先生作出的一个重要论断是：马克思主义不适宜于中国，不适宜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在中国现代史上当然是一个有过反复争议的问题。在“五四”运动前后，当马克思主义开始传入中国不久，就发生过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争议。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思潮和派别，有杜威的实用主义、罗素的逻辑实证主义、斯宾塞的社会有机论，还有尼采哲学、叔本华哲学，以及无政府主义思潮，等等。但是，所有这些思潮和派别，都没有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很快为进步知识分子和广大革命人民所接受，发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几十年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绝大部分土地上占据了支配地位，显示了不仅是改朝换代，而且是改天换地的力量。“不适宜”论似乎有些销声匿迹了。然而，曾几何时，苏联解体，东欧巨变，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也遭受过重大的波折和损失。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和兴趣似乎在逐渐冷漠。于是，马克思主义是否适宜于中国、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是否相容的问题，又以比较尖锐的形式出现了，不能不引起人们的认真思考。 当前否认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观点，主要表现为两种倾向。一种倾向是把马克思主义看作单纯的外来文化，认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找不到结合点，不可能在中国土地上生根。比如认为马克思主义所主张的阶级斗争与中国文化传统所强调的人际和谐、主张“和为贵”的思想不相容；又如认为马克思主义强调唯物主义的决定论，而忽视人和人类精神的作用，与中国的“礼乐教化”的文化传统格格不入。这种倾向主要来自台湾、香港的一些学者和人士。另一种倾向则是把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特别是其中作为主干的儒家思想文化，看作单纯封建主义的意识形态，认为它与马克思主义这种先进的世界观是不可调和的，马克思主义不可能与孔孟之道相结合。这种倾向主要来自大陆的少数人。两种倾向都各自贬低一方，但都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传统文化截然对立起来了，否认二者结合的可能性。 我个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及其对马克思主义的作用，都具有两重性，应当进行历史的考察，采取分析的态度。 一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经历几千年而绵延不断，确实有值得自豪的丰富遗产。但是，与任何其他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样，中华文化既包含进步的方面，也包含落后的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在封建社会逐步形成的文化，它既包含人文价值的精华，也包含封建主义的糟粕。因此，我们不主张一说到中国传统文化，就津津乐道，一味颂扬，而主张科学地分析和继承，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这就需要马克思主义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但它批判地继承了人类各民族的优秀思想和文化遗产，而且就其本质来说，它决不是一种固定的教义或僵化的理论，而是一种开放的、发展的体系，它具有自我校正、自我更新的能力，它必须不断地吸取各民族的优秀思想文化成果，否则它就会失去生机与活力。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优秀传统相结合，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这首先是由于二者确实具有某些相通或相容的方面，可以形成实际的结合点： 1.在社会理想方面，中国古代的先哲们，在社会激烈变动、人们聚讼纷云的时期，曾经抨击“天下无道”，追求“天下有道”，把“道”看作尽善尽美，和谐有序的景象和目标，先秦道家的老庄学说中就保存着对原始社会的怀念，抗议剥削阶级的统治。特别是在儒家经典《礼记》的〈礼记〉篇里，记载了“大同”社会的理想，即“天下为公”，使“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1〕这是一种建立在小农生产基础上的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它与建立在高度发展的大生产基础上的共产主义理想是有本质区别的，但着眼于未来的经济、道德上的理想态势，又确有相通之处。因此，马克思主义一旦传入中国，就为许多进步的知识分子所欣然接受，被看作为民族救亡图存，并实现远大抱负的理论武器。 2.在社会历史观方面，中国的先哲们有不少人涉及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关系，最明显的如《管子》书云：“仓廪实则知礼节，衣食足则知荣辱。”后来汉朝思想家王充又说：“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礼义之行，在谷足也。”（《论衡·治期》）这都试图说明衣食上的丰足是道德觉悟的必需条件，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物质生活是精神生活的基础。这种观点虽然与唯物史观的完整理论相距甚远，但也无疑包含唯物史观的某些思想因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