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似乎越来越多地习惯了这样的说法:二十一世纪将是儒文化复兴的世纪。据说西方文化在对抗工业世界对于人的压榨方面,在调解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以及在对人的终极关怀方面已经显示出了极度的心力衰竭,未来的世纪里人们不得不倾注更多的精力到东方的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到其核心儒文化中来寻找心理的柱石、精神的源泉。立足于强大文化传统和弱小现实力量的基础、一个世纪以来长期自豪与自卑并存的国人,感受到这频吹的信风,不禁心花怒放起来,这也是可以理解之事。问题在于,我们必须能够对未来世纪里儒文化的位置给以恰切的评估,才不至于迷失本性。 儒文化不可能恢复它以往的繁荣。美国汉学家余英时先生说,儒学以往在长期封建社会里的力量在于它的“建制化”,即它的意志体现在国家整个上层建筑的结构中,随着旧国家体制的崩溃,儒学在现代社会里已经失去了它的政治根基,不可能重新上升为统治思想。(见《中国文化》第11辑第17页)这是十分精辟的。当然,由于历史的原因,以往世界文化的格局呈自西徂东态势,东方文化未能受到应有的重视,西方文化在近代以来优越感的支配下也陶铸了目中无人意识,随着东方的崛起,也随着西方人面对人类整体生存的急剧恶化而唤起的深刻自省意识,对于东方文化的关注在下一个世纪里势在加强,儒文化也会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但这种表面上的文化回归却迥异于一些人理解的复旧,它是人类思维进程中对于文化积淀的再发现和再运用,是螺旋上升的下一个循环链。重新抉发东方文化和东方精神的精微,纠正二十世纪以前西方文化偏重的片面,实现世界文化的整合,从而推动人类文明的共同进程,是冷战结束后的二十一世纪人类的共同历史使命,但,其前提则是以全球为着眼点而不是东方甚或中国。 我们也要看到儒文化精神与现代社会精神的冲突一面,儒文化在东方伦理社会中是维持长期稳定的杠杆,但它对于人性的束缚,它保守、内倾、自封闭、惰性的倾向,恰恰使现代中国从强大的传统之中滑落出来,溜向现代文明世界的边缘。儒文化中虽然凝聚了人类的生存智慧,凝聚了中华先民们对于人和自然的辩证理解,但如果它没有深刻的自省,缺乏对于影响近代中国进程过失的忏悔,它就仍然是一个现代世界的落伍者。儒文化缺乏深刻的忏悔意识,其乐感文化的性质固然具有知天认命、知足常乐的成分,具有循循善诱的劝善道德功效,但对于人们灵魂的拷打却缺乏力量。 我们注意到,不同地区和不同的发展阶段对于儒学的关注有着不同的兴奋点和认识差。当大陆本土还在谈论儒学是否应该彻底摒弃以为现代化的进程肃清障碍时,周边国家和地区以及与之有着密切精神和历史联系的美国汉学界却已经关注新儒学。周边国家对于儒学在未来社会中精神作用的重要性投注了重视,而美国汉学界则更多注重于测试儒学实行的现实土壤。 地处亚文化区域的周边国家和地区,它们处身于大陆本土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交界处,更早也更彻底地吸纳了西方文化,西方理性和科学精神与东方传统文化的结合奠定了其现代社会。它们在政治与经济生活中推行西方的社会管理和工商业管理,其上层人才和决策层多是全面接受了西方教育的,而其人民的文化根结里则有牢固的东方积淀,他们在文化指向上有寻求归宿的要求,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是寻根。这种东方人文关怀的需求在地理位置上越向边缘推移就越强烈。他们更多地感受到东方传统伦理中的正面效应。对其负面效应则承载较少——这些部位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而流失了。这一点与本土不同,本土全面承接了传统文化的正负二极,以致足够抵御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快速传输。 随着对传统文化的提倡,儒学在大陆本土近些年似乎正在舆论上走红,但这是建立在历史惯性基础上的回归,带有明显的温旧和自恋趋势,与周边国家在实现了经济起飞之后的回归不同。国人以为,后工业化时期儒文化会有一个对西方文化精神的反动,于是在对二十一世纪儒文化呈上升趋势的瞻望中建立了信心。而大陆目前在承接西方文化冲击过程中所遭受到的道德失范、精神虚浮、信仰无本之虐,更促使一些人回到传统的道德观与价值观中去寻求精神支柱。差别在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呼唤儒学是后现代化进程中所经历的精神发展历程,而大陆本土的倡导儒学则是前现代化时期对于传统的眷恋与难以割弃,当然,这并不排斥少数先知对于人类社会进程的前瞻。就象落后文化总在发生的那样,由于外在的影响总是存在,因而造成其历时态的文化与共时态的文化交织,同时发生,它给这一文化带来的总是困惑和缠绕不清。 还回到世纪文化的论题上来。应该注意一下目前有关儒学未来说法中潜藏的促狭心理。随着冷战局面的全面结束,帝国时代和霸权时代以及更早的殖民时代都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因而其时代概念和名词以及思维方式不应该再被带到下一个世纪里去。预测下一个世纪为东方文明主宰,这种思维的立足点就建立在争霸的基点上。世界经济实现一体化以后,世界文明也已经逐渐走向融合,不要说日本和亚洲许多周边国家和地区,由于历史的缘故,早已融东西方文化为一炉,即使中华本土最为偏僻的边角,也已经吸纳了众多的西方文明。现在谈东方文明已经不可能在其纯碎意义上立论。而事实上,东西方文化在历史上从来就是长期互相吸收的。 二十一世纪不是基督教抑或西方文化的世纪,也不是儒文化抑或东方文化的世纪,而是人类面对共同困境寻求共同精神解脱以及创造新生代文化的世纪。而且,二十一世纪将是一个东西方文化实现整合的世纪,绝不会再重新出现东风西风较量的局面,谁能够率先超越偏见或狭隘,率先实现这种整合,谁就会创造新的文化动力,成为新世纪的精神领袖。自然,作为东方文化重要基因的儒学,其合理精神必然会在这种新的整合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一点显而易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