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社会历史的演进各具特点，唯有放开视野，纵横比较，分析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特征及其深远影响，才能从“猛醒”之后的悲观走向冷静求实的思考。 传统文化的历史穿透力，不主要反映在表层的道德教化中，而是较多地反映在深层的文明形态方面，其核心内容包括政治机制、家庭结构和社会关系，以及宗教的或世俗的思想教育体系。中西社会历史的演进各具特点，不宜以彼优我劣论定。我们唯有放开视野，纵横比较，分析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特征及其深远影响，才能从“猛醒”之后的悲观走向冷静求实的思考。 一、政治权力集中与数权牵制 文明形态在上层建筑最集中的反映是政治权力的构成。中西传统政体模式迥然有异，对当代各自的政治机制具有潜在的影响力，表现在政治权力相对集中还是较为分散并相互牵制。 权力集中是中国传统政治的特点。自秦以降，自然经济结构不受贵族分封制普遍制约，倾向于至尊的皇权。宝塔型的士大夫官僚集团一直通往政治权力的顶点，庶族地主是传统社会的统治基础，也是官吏的主要来源。与西欧中世纪政治权力分散相比，皇权至上是中国传统文明高度发展的必然，并非中华文明落后于同时代西方文明的证据。 中世纪欧洲的政治权力缺乏“至上”的条件。王权受到诸侯（大贵族）权和宗教神权的强劲牵制，形成“三权鼎立”的政治格局。由于王权有限，各级贵族在世袭领地里为所欲为，神职人员更无视王法国纪，成为政治混乱野蛮、社会黑暗落后的重要原因。庄园农民其实是失去人身自由的农奴，后起的市民阶层也无法通过正常途径求取生存和发展的权利。正因为西欧封建统治使绝大多数人失去基本人权，更没有进取机会，才酝成剧烈的社会革命，其广泛性和深刻程度是中国资产阶级改良与革命所不能比拟的。革命暴力可以推翻旧政权，但不可能荡涤尽政治传统。相反，传统的影响清晰可辨，而且从古到今是源流相通的。 西方的民主政治源远流长，与现代民主政治比较，区别主要在于“民”的范围的宽窄。而“民主”在中世纪得以保存，则幸赖于社会发展阶段相对落后，即“来不及”发展为成熟的“皇权至上”统治模式。冲垮西罗马帝国的日耳曼人还处在部落社会阶段，日耳曼人的军事民主制与古希腊奴隶主民主制、古罗马奴隶主共和制的残存影响相结合，使中世纪封臣有合法权力约束国王，并组成国王的议会和法庭，同时也继承了无视被统治者的政治存在这一特点。西欧中世纪市民为获取政治发言权进行了长期斗争，促成另一种形式的“三权分立”，即僧侣、贵族、平民三等级的代表组成议会，造成政治权力进一步分散。 孟德斯鸠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彼此独立又相互监督，适用于神权退出世俗政坛、贵族权力削弱的社会状况，为资产阶级政治体制的建立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传统政治模式而言，这一理论半是创新，半是修补，并未隔断传统政治模式潜在的影响力。 由于国家制度本质上取决于生产关系，取决于谁统治谁，因此，中西传统政治模式虽然截然不同，但对近现代各国国家制度的性质影响甚微；对权力相对集中还是数权牵制的政治格局则影响较大。也就是说，国家制度改变后，专政的性质不可继承，但政权形式有一定的历史延续性。即使仅仅粗略看一下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政体，区别也是很显然的：外形上有共和制与君主立宪制之别。同为总统制，总统与议会之间权力平衡的方式也因国别而异。议会则有两党与多党制的区别，多党制又有一党擅权与数党分化组合的不同。至于两院如何协调，上院是摆设还是名符其实的审议机构，更是各异其趣。如此等等，都跟各国传统习惯密切相关。在社会主义政治制度史上，也有过多种政体形式。细辨一下，不难发现，东方式权力相对集中与西方式权力较为分散是两种典型。 当今各国政治形式不尽相同，权力结构更各具特色，其中或多或少含有民族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凝结的传统因素。套用外来政权模式，强制推行，往往形似实离，弄巧成拙。北洋政府搬用近代西方政党政治，堪称中国政制的一次探索性尝试，总统府、国务院、议会、党派一应俱全，结果吵吵闹闹10多年，内阁换马40余次，议会屡屡被迫解散，总统可以贿选，也可以变皇帝，以致军阀为夺权连年混战，推翻北洋政府成为人民的共同愿望。 究其原因，一是社会发展阶段滞后于政体外形，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突然套上近代资本主义政制外衣，上层统治机器与社会经济状况脱节。从北洋政府议会成员构成情况看，实业界资产阶级不到3%，其余大多是军阀、地主、旧官僚和政治掮客。第二重因素是更本质的，少数人无法规定人民接受哪一种政制的政府，从根本上看，是人民决定要什么样的政府。而左右人民选择的重要因素，是政治传统造成的心理承受能力。历史和现实都证明了，中国人民痛恨军人集团的专制暴政，但又习惯于中央集权下的社会政治稳定，不愿接受数权鼎立的政治机器。 在中西政治传统冲突中，双方并不一味排拒，而是适度吸收于己有利的因素。中国当代社会主义政治机制中，含有经过改造的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积极内容。西方国家政权机器的经济干预功能和社会管理功能有所强化，显然借鉴了东方国家权力相对集中的政治经验，以弥补政治权力分散这一传统带来的不足。但双方都不会因此而发生国家制度的质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