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尚虚倾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道、佛三家，在认知方法和价值取向上，都重内求，轻外知；重主观精神，轻客观世界；重道德完善与社会和谐，轻实事功利和自我存在。 关键词 尚虚倾向 中国传统文化 儒家 道家 佛教 主观精神客观世界 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尚虚倾向。这是一个容量很大的论题。因篇幅所限，本文先就中国传统文化的认知方法、价值观及人论等方面试作论析，其余容另文续论。 “虚”，在古汉语中是一个意义非常丰富而复杂的词。其本义有“假的”、“空的”等，与“真实”相对。本文所谓“虚”，仅指其“不实”这一基本义；而且这个“不实”，乃是侠对而言的，并非尽指“虚假”、“空无”，而是指在诸如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道德修养与功利追求等一系列对应范畴中，前者相对于后者为“虚”。本文所谓中国文化之虚倾，亦即谓中国文化在这些价值取向上，宁取其相对“虚”的方面，而轻视相对实的方面。 （一） 内在的主观精神与外在的客观世界，前者为虚，后者属实。而中国传统文化重前者、轻后者。作为传统文化三大主流学派的儒、道、佛，在这一点上都有一致而明显的表现。诸家皆以为“道由性生”，故求道皆以“内求”为共同的方法。这种方法，不但追求的是内在主观精神的满足，而且无不以“自省”、“自悟”、“反求诸己”，即“主观冥想”为唯一方法。他们不大关心外在的客观物质世界，甚至不把客观物质世界当作观察和研究的对象。儒家先圣孔子说：“自天子以至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1〕孟子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故“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2〕又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3〕荀子也讲：“人何以知道？曰心。心何以知？曰：虚壹而静。”〔4〕荀子讲的知道靠心，靠“虚一而静”与孔子的“修身为本”及孟子的“求放心”、“反身而诚”，都是强调求道要靠主观冥想的方法在“自心”中“内求”。汉代大儒董仲舒更十分鄙弃对外在客观世界的认知，更强调“修身审己”、“内视反听”的求道方法。他说：“道莫明省身之天，”〔5〕“故聪明圣神，内视反听，言为明圣。内视反听，故独明圣者，知其本心，皆在此耳。”〔6〕儒家到了宋明理学时代，这种倾向更加极端化。二程说：“知者吾之所固有。”〔7〕“当处（指在心中）便认取，更不可外求。”〔8〕朱熹也说：“知者，吾心之知。”故“读书只是第二义的事”，关键是“切己体验”，“在自家身上讨道理”。〔9〕比程朱稍早的邵雍提出的“反观”方法，是这种“反求诸己”方法的另一说法。他认为人的认识不必外求，只要反观自身便可通晓一切。甚至天文、地理从自己的指掌上便可反观得到。“物有声色气味，人有耳目口鼻，万物于人一身，反观莫不全备。”〔10〕“是以指节可以观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11〕儒子们为了强调“内求”而不要外识，甚至过分夸大“心”的作用，而鄙夷用于认识外界的“耳目”及其“耳闻目见”的作用。孟子讲：“耳目之官不思，则蔽于物，……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12〕魏晋之际的傅玄说：“心者，神明之主，万物之统，动而不失正，天地可感，而况人乎？况于万物乎？……心为万物主……斯远乎，求之心而已矣。”〔13〕至宋明理学，程颐讲：“尽己之心则能尽人尽物。”又讲：“太凡学问，闻之知之皆不为得，得者须默识心通。”〔14〕朱熹讲：“心包万理，万理具于一心。”〔15〕陆王心学更重于“心”。说“天下无心外之事，无心外之理，”“万事万物之理不外于吾心”，“不可外心以求理”。〔16〕按照这一逻辑，学习及认识外物活动则是无用的，甚至是有害的。“学劳攘则无由见道，故观书博识，不如静坐。”〔17〕“知识愈广而人欲愈滋；才力愈多，而天理愈蔽。”〔18〕张载与王夫之等朴素唯物主义者的思想，虽与程朱理学及陆王心学殊异，但在重“心”的作用和主观精神满足上以及“内求”而不“外知”的认知方式上却也有一致性。张载曾讲：“德性所知，不萌于见闻”，“大其心则能体天下之物。”〔19〕王夫之也曾说：“目所不见之有色，耳所不闻之有声，言所不及之有义，小体之小也。至于心而无不得矣。……心者，天之具体也。”〔20〕“盖耳目止于闻见，唯心之神长于六合，周于百世。”〔21〕可见，儒家从先秦到宋明，从正统派到反动者，都是将重点放在“心”上，即放在主观精神的自我满足上，而轻弃对外在的客观世界的认识。 道家在这一倾向上更是达到了极端的程度。老子追求“自足”、“无为”、“涤滁玄览”的境界。说：“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22〕庄子追求“自恣”、“适己”的“心斋”和“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的“忘坐”境界。〔23〕如果说老子是讲靠“心”的作用可以“不观天下”而“知天下”的话，庄子则是认为只要“我心”（主观精神）自满自足就够了，没有必要去“知天下”；如果说儒家认为不用关心外在客观世界，只要发挥心的思虑作用，便可知“道”、便可得到主观精神满足的话，那么，道家则认为思虑也是多余的，甚至是有害的。老子的“涤滁玄览”正是说只有在心中涤除掉一切思虑，才可玄观到宇宙万物的一切奥秘，才可得“道”。庄子比老子讲得更明确：“无思无虑始知道”。〔24〕魏晋玄学家是以道家为宗的，故继承了这一思想。阮籍、稽康及郭象等主张“无心而应物”。即言对待外在的客观事物，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使心知若不知，不为所惑，“萌然不动”。显然“无心而应物”并非不重心，而是更重心轻物，实为庄子“无思无虑”的新说法。 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三大基石之一的中国佛教，本属虚的文化。它代表一种心游物外、自我牺牲的哲学。它的目的在于建立人与精神的协调关系。教人精神如何得救，教人如何视外在一切客观存在为“空无”“虚假”，教人如何入世宛若出世。特别是以禅宗为代表的中国佛教，强调心性本净，佛性本有，觉悟不假外求；精神得救（成佛）的主要方法不是靠外力而是靠“自心”的证悟，即所谓“依自不依他”，“明心见性，顿悟成佛。”〔25〕可见，佛教在重主观精神满足及“内求”之方法上是与儒、道二家相一致的，这也正是它虽为外来文化却能融而成为中国文化主干的原因所在。 总之，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佛三家都有明显地重内在主观精神满足而轻外在客观世界探求的倾向，也即尚虚轻实的倾向。相较而言，儒家表现为偏重于身心性命之学的自我修养，不大关心外在客观世界；道家偏重于自我精神满足与陶醉，认为外在客观世界有害于自我精神满足而鄙夷之；佛教则重在精神的解脱与自救，视外在客观世界为空无、虚假，以虚为实，以实为虚。他们共同的看法是：只要主观精神得以满足，外在客观世界的认识与探究是多余的；只要充分发挥“心”的主观作用，通过自我宏毅、自我扩张，便可在心中窥见一切宇宙万物的玄机，求得“大道”，并解决主观与客观、精神与物质以及人与自然等一切矛盾。 （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