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学，一个充满歧义的词汇 从清末到本世纪30、40年代，中国曾出现过一股势头不小的“国学热”。国学一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 何谓国学？据《辞海》解释：国学犹言国故，指本国固有的学术文化。然而在近代，国学曾被界定为中学、旧学、国故学、国文、孔学、六艺之学、汉学、支那学、国粹、国渣等等。它是一个为人熟用却又充满歧义的词汇。正所谓“此二字虽日日腾于人口，而究之其确诂何若，则几于无人能言之。”（闻宥：《国学概论》，《国学》第1卷第3期，上海国学月刊社编辑） 对国学根本态度的差异，是决定人们对国学的定义、地位和内容等理解不同的重要原因。据此，我们不妨将其大致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弘扬派。此派视国学为立国之本、民族之魂，认为“国学者，国家命脉之所关，元气之所存”（丁觐辰：《国学研究之方法》，《国学杂志》第6期，上海国学昌明社发行），所以国学的兴衰，关系着中华学术之前途和国家民族之命运。他们或以传统的经史子集的分类来涵括国学，或以经学为本位，视孔孟之道为国学的骨干和精华。 第二，整理派。此派认为国学是国故学的缩写，是一门研究中国过去的历史文化的学问，历史上的一切，都属于国学研究的范围。 第三，批评派。他们反对使用国学这一概念，因为它“本是含混糊涂不成一个名词”（《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第516页）。而且这一含混概念又与孔孟儒学存在着某种联系，提倡国学则往往会带来尊孔复古的社会效果。所以他们对“国学热”采取了批判的态度。一些人（如鲁迅）在行文时，也常以国学、国粹一类的名词来指代封建糟粕。 至于国学一词的来源，也同样是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国学是土生土长的、与西学相对应的概念；有人则推测国学一词产自国外，并将英文Sinology和日本的支那学定为国学一词的起源。 虽然上面只是大致的分类，但也可以看出，人们对国学的理解有着很大差异。在几十年间，人们对国学提倡、讨论得颇为热烈，却未能对何谓国学形成一个起码的认同。实际情况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近代“国学热”所具有的复杂特征。 二、“国学热”发展的三个阶段。 1.“国学热”的初兴（清末—1920年） 在近代，较早地提倡国学并对这一概念加以阐述的，当属以章太炎等为代表的清末国粹派。他们提倡国学有两个特点：革命和非孔。 国粹派多是反清革命组织的成员，他们讲求国学，固然有复兴古学的目的，但更重要的还是服务于反清革命。所以他们特别强调国学与君学的对立。所谓“国学与君学不两立者也，此盛则彼衰”（邓实：《国学无用辨》，《国粹学报》第3卷第2册）。他们希望通过倡导国学，激发人们对满清专制统治的仇恨。此外，国粹派对于长期统治中国的正统思想也进行了批判。他们把汉以来的儒学尽斥为“功令利禄之学”，是君学而非国学（邓实：《国学真论》，同上）。章太炎在其《诸子学略说》一文中，更是大量引用诸子书中垢骂孔子的话，对孔学给予尖锐的抨击。 民国成立后，提倡国学者的成份变得较为复杂，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对现实不满，并将问题的根源归咎于国学的沦丧。于是在弘扬国学的旗号下，原革命党人发起的《中国学报》与康有为的《不忍》杂志唱和于北京；国学昌明社推出的《国学杂志》呼应于上海。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原国粹派人物刘师培、黄侃等支持成立了国故社，创办《国故》月刊，以抵制新文化运动。此时提倡国学也有两个特点：即痛诋西学和尊孔复古。 清末国粹派虽然也有恋古自大的心态，并对所谓欧化表示过不满，但在他们眼中毕竟是君学摧残了国学。民初的国学提倡者却是把西学视为万恶之源。他们攻击自由是纵欲败道，平等是荡弃礼法，易服是弃我所长，甚至认为历法的改革也会使华字华语自断自绝，以至亡国灭种。他们认为国学即国粹，国粹就是孔学，并且断言：“今日兴国之道，必自立学始；立学之道，必自复古始”（王树枬：《学记笺证卷一》，《中国学报》第5期）。从而由提倡国学导出尊孔复古的主张。 此时的国学热尚处初兴阶段，影响尚小，所以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在反击复古逆流时，并没有将批判的矛头更多地直指国学。但他们对国学问题也是有所注意的。如易白沙就将国学定义为“中国古今学术之概括”，由儒者之学、九家之学、域外之学三部分组成。他特别强调不能以孔学代国学，“非孔学之小，实国学范围之大也，朕即国家之思想，不可施于政治，尤不可施于学术”（《孔子平议》下，《新青年》2卷1号）把对国学的界定，上升到学术民主、思想自由的高度来加以认识。 2.“国学热”的高涨（1920年—1930年） 在20年代，“国学热”达到高潮。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分别开设了国学门和国学研究院。各地出现了一批国学杂志和国学研究会之类的组织。许多学界名流此时也对国学大加提倡，从而形成了所谓的国学运动。 如果以对国学的态度，提倡国学的目的为标尺，那么我们仍可以将提倡者较为清楚地分成弘扬派和整理派两类。 第一，弘扬派对国学的提倡 此派的代表性刊物有东南大学的《学衡》、《国学丛刊》、《文哲学报》，章太炎的弟子创办的《华国》，四川国学会创办的《国学月刊》，以及由章士钊主持的《甲寅周刊》等。此派成员虽然观点不尽一致，但在思想、感情上却又不乏相同之处。简言之，就是主张尊孔复古，反对新文化运动。 弘扬派对孔孟儒学极为推崇，将其视为国学的主要内容加以提倡。首先，他们对近代以来的反孔、特别是新文化运动表示了强烈不满。他们指责反孔导致“国学沦胥”（柳诒徵：《论近人讲诸子之学者之失》，《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声称中国近世的总病源就在于“不奉孔子之教”（柳诒徵：《论中国近世之病源》，《学衡》第3期）。已被时人誉为国学大师的章太炎也对早期的非孔公开表示追悔。其次，他们公开打出尊孔旗号，以孔学为国学。如果说沐浴过欧风美雨的学衡派还只是通过刊孔子画像，发“继承”孔学的文章来表示对孔学的好感，那么由主张清帝复辟的宋育仁主撰的《国学月刊》的尊孔，则显得更直接了当。身为四川国学会会长的宋育仁认为，振兴国学必须尊孔读经，因为“国学之精粹在经”（《问琴阁覆政务厅函》，《国学月刊》第1期）。他的国学会章程与北京孔教总会的规定竟不谋而合，所以他主动申请将四川国学会改为孔教总会的支部。其《国学月刊》不仅长篇大论地阐述孔孟学说，而且还随时针对现实大发议论。如见到女子要求走出家庭、争取参政，宋育仁就马上告诫道：女人应该“励志于国学”，恪守男主外女主内的经训（《必也正名新义·女学》，同上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