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人类文明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人类在这一世纪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劫难也为先前世纪所罕见。 20世纪的中国，前半个世纪的主题是战争与革命：1900年八国联军战争，1903—1905年在中国东北大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辛亥革命，北洋军阀战争，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十年内战及日本侵华战争，三年解放战争，50年间“热战”几乎没有中断过。其后近30年间，外有“冷战”格局，内有小生产者对市场经济及资本主义异化的畏惧，阶级斗争长久持续地笼罩了中国整个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中国人民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其后，方才得以将自己的主要精力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 20世纪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世界经由众多曲折与反覆，终于开始摆脱了唯欧美是尚的西方中心主义，承认了世界其他许多地区有权利而且非常必要选择适合自己历史与现实条件的发展道路。前半世纪世界范围的革命，“冷战”时代的民族自决，“冷战”结束时各国、各地区现代化模式的择定，都是这一历史运动的表现。这也是近一个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隐蔽的却起着决定性作用的一条基本线索。 在这人类正告别20世纪而步入21世纪的时候，构建世界经济新秩序和世界政治新秩序正成为人们所关注的中心课题，中国人也不例外。 世界在人们的物质与精神联系愈来愈密切中已经缩小为一个地球村。生态的恶化，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财富占有、资源和能源消耗等方面日益加剧的两极化，人口问题，毒品泛滥问题，等等，紧密地关系着地球村每一个成员的命运，关系着整个人类及每一国家、每一地区能否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仅仅依靠某几个国家显然不行，因为19世纪以来的霸权正是造成20世纪战争与革命的主要祸源，也正是造成“冷战”格局及世界两极化的祸首。构建解决这些问题的世界新秩序，需要生存在这个地球村中的所有文明、所有国家共同努力，不是用霸权主义的办法，不是用诉诸普遍武力的办法，而是多一点全局眼光，多一点互相理解，借助文化的多元发展、沟通、渗透以及各种文明和所有国家自身的转型、重构，以理性制约贪欲，以协调取代霸权。事实表明，世界经济新秩序和世界政治新秩序的构建，需要一种新的文化、一种新的全球化的价值取向和社会精神为其基础。这种新的文化正在崛起，并为越来越多的人所认同。这种新的文化，包含着以下4个方面的特点：（1）人们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重视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经济水准的不断提高、物质条件的不断改善，同时，人们也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警惕人自身走向物化、工具化、异己化，而力求通过高扬人文精神，使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相砺相长，推动人超越异化而全面地发展自己。（2）人们凭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经济的巨大增长，使每个人的自主、自立与个性化的发展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内在动力和外在环境，同时，为防止唯我主义的膨胀，确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及己之所欲亦施于人，人们也越来越重视整体化精神的高扬，使整体化精神与个性化精神互相补充，用化解了原先家长制与家族宗法而保留了家人亲情的新家庭主义，以及表现为公众自治社会的新共同体主义，来调适社会成员各自独立自由的活动。（3）戡天役物的竞进精神在现代化进程中普遍兴盛，但是，超强度的戡天役物或所谓征服自然，又造成了生态环境的急速恶化，城市和乡村环境大幅度滑落，为了创造可持续发展能力并确保社会经济持续发展，人们越来越重视和自然保持一种谐适关系，越来越崇尚以协同进化制约弱肉强食、优胜劣汰的生态竞争。（4）现代社会的发展，使人的发展同世界的联系越来越直接、越来越密切，世界范围内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状况及其成果已深深渗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但是，世界化精神的高度增长并没有泯灭各民族、各国家自身的特征，人们要在世界性交往中取得优势，更需要保持和发挥自己的特色。 这种新理性主义文化，第一个特征重新规范了人自身，第二个特征重新规范了人与人相互之间的关系，第三个特征重新规范了人与自然的关系，第四个特征综合以上三者而总其成，四者互相契合而构成一个整体。这种新理性主义，不同于以对世界作理性的宰制为基本特征的基督教理性主义，不同于以对世界作理性的适应为基本特征的儒家理性主义，也不同于笛卡尔以来以思维着的悟性衡量一切的理性主义，它是积至20世纪末，脚踏现实社会的现实的人积极主动认知世界、变革世界的一种能力，一种协调处理各种活生生的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这正是构建21世纪世界经济和政治新秩序的价值基准和根本动力，也正是中国走向21世纪时文化上的主要追求。 中国现今文化上的这一主要追求，其实也正是中国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艰难探寻，最后所择定的现代化道路精神之所系。中国如何从古代农耕文明及边陲地带的游牧文明走向现代文明，从康有为到孙中山，从陈独秀到蒋介石，从毛泽东到邓小平，人们进行了各种探索。走英国人、日本人的路；走法国人、美国人的路；走苏联人的路；起初人们都期待着西方各国已经取得很大成功的道路可以引导中国实现走向现代文明的目标。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的失败，成绩有限，引起的反弹却异乎寻常地强烈。走中国自己的路，可是，究竟应当是一条什么样的路，却又很难迅速明晰。现在，人们终于逐渐学会如何立足于中国历史所提供的全部条件，以自己民族为主体，充分吸收现代世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一切积极成果，全方位地推动自身从古代文明走向现代文明。中国不能采用西方许多国家所用过的血腥掠夺殖民地和剥夺本国广大农民的办法来实现现代化，因为中国缺乏对外殖民的内在动力，而剥夺农民则会遭到已有数千年历史的广大小农最顽强的抵抗，采用苏联依靠国家权力建立高度集中统一的现代工业经济及集体农业的方法，实践证明，虽然短时期内效益显著，但其负面效应却难以克服，甚至很快会压倒其正面效应，因为这种方法本质上依然是剥夺本国农民及压迫其他民族，而行政权力支配一切，最终一是使这种权力极易走向腐败，二是必然压制人们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主动精神。本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中国所择定的以改革开放为其标志的现代化之路，其根本特征，就是对内同广大农民及其他社会各阶层结成广泛的联盟，使他们都能从现代进程中不断得益而不是被剥夺，从而使走向现代文明成为他们积极主动去推进的自身的事业，为现代化提供最为强大的源源不竭的内在动力，对外同世界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结成广泛的联盟，不是通过掠夺殖民地而是通过平等友好的交往，广泛吸收世界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使中国现代化事业从外部世界获得广泛支持，并在整个世界文明的发展中成为共同构建未来的一支强大的积极力量。经过10多年的实践，这条道路的主要轮廓已愈来愈清晰。这一场历史性的大变革所面临的问题还非常多，新的矛盾还会层出不穷，但是，有了上述内部和外部坚实的基础，中国在迈向21世纪之时，新理性主义文化所代表的时代精神必定越来越强劲，并帮助中华民族在同世界各民族共同构建21世纪世界新秩序中发挥更加有力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