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有利于提高农民的生产组织化程度，增强其市场竞争能力，可以使各类属于不同利益主体的资金、技术、人才、劳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按生产经营的需要集合于一体，实现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效率，加快农业产业结构调整，使农业产业化经营得到推进，最终增加农民收入。因此，建立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为同类农产品的生产经营者或者同类农业生产经营服务的提供者、利用者带来较为明显的集体利益。 农民专业合作社可以被视为一种公共物品。但是，奥尔森的《集体行动的逻辑》、“囚徒困境”博弈和哈丁的“公地悲剧”模型均认为集团利益的公共产品特性会引致集团成员普遍的搭便车和机会主义行为，继而导致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人不会采取集体行动来实现他们的共同利益，出现所谓的“集体行动困境”。奥斯特罗姆教授对上述的悲观论调进行了批判，并对集体行动理论进行了发展，认为自主组织的集体行动并非没有可能。但是，奥斯特罗姆教授仍然认为，“集体行动困境”也是极有可能发生的，特别是在特定的自然、经济、制度环境下，“集体行动困境”产生的可能性较大。[1] 欠发达地区由于具有不同于发达地区的一些特征，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较慢，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特定的内外部环境，加剧了“集体行动困境”，导致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更为困难。 在农民专业合作社的建立初期，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制度供给难题，而一旦小规模的制度供给得以完成，“就可以使群体中的人们得以在所建立的社会资本基础上，通过更大、更复杂的制度安排解决更大的问题”。[2] 一、欠发达地区的内外部环境及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供给的“集体行动困境” 1.市场经济与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农村和农户的影响 我国在1978年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制度变迁激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在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不仅土地在大包干中被细化为零星小块，而且原先属于集体所有的一些基本生产资料也被分割和转让给了农户，一家一户独立进行生产、劳动并面对市场，已成为农户最主要的生产形式，农业生产表现出极度的狭小化、细碎化和分散化，这种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民在一定程度上的分散和分化。 并且，当前的市场经济已经严重切割村庄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农户越来越成为单个原子化的个人。村庄不再能够束缚农民，农民也越来越多地流动。简单地说，农民越来越成为精于理性算计，关注短期利益的经济人，而不愿意从大局、从长远利益考虑自己的行为是否有利。[3]在“分”得有余而“统”得不足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市场经济的切割制下，农民专业合作社必然产生较大的合作成本。 2.欠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供给的物质、文化、制度环境 (1)物质环境 欠发达地区多处于我国的内陆腹地，环境较差，工业化水平低；同时，由于欠发达地区农业比较效益低，又多以初级产品出现，增值程度小，这就导致欠发达地区农业积累不足。[4]相比较而言，农户承担农民专业合作社组织和运行成本的能力更弱，而且农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贴现率也比较高。 (2)文化环境 欠发达地区存在着很多落后的文化现象。例如价值观念陈旧、不易接受新生事物、封建思想残余较多、小农意识较重等等。[5]这种文化的滞后性会影响欠发达地区农户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接受程度和认可程度，在最初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供给中，不良的文化因素也会提高交易成本。 (3)制度环境 ①欠发达地区市场经济发展不完善，农民市场意识和产权意识都比较薄弱，这种制度环境不利于农民在进行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供给时明确权利和义务。 ②1949年～1957年，国家运用强制性制度变迁手段进行的合作社制度变迁对欠发达地区影响深远，导致欠发达地区在新时期仍然会出现诸如“恐合”等不利于农民专业合作社建立的现象。在改革开放之后，国家不断退出农村制度变迁路径的形成，但是由于长期强制性制度变迁形成的“路径依赖”，以及改革开放后诱致性制度变迁路径的负外部性——“国家退出农村制度变迁的路径的形成，也制约着合作制度的创新，致使农民只有自己面对小生产与大市场之间的矛盾，只有自己解决组织化的问题，而现有的知识储备、信息量以及政治经济地位，都使得农民在自我组织化的过程中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而造成农民劣势的工业化战略、城乡二元格局以及农村政策的供给严重滞后和不足的状况却迟迟不予改变，反而满足于‘一方治百病’式的政策供给”，[6]都使得欠发达地区农村制度供给不足。这样，进行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新的制度供给的成本也相对比较高。 ③欠发达地区的政府相对比较强势而农民自治水平比较低下，这也使得相对发达地区而言，农民专业合作社这一“民办、民管、民受益”的自主组织在欠发达地区比较难以处理好与政府的关系，加大了制度供给的难度。 3.欠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供给的“集体行动困境” 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供给作为一种公共物品，面临着搭便车、规避责任和机会主义等等难题，在欠发达地区，有上述的内外部环境的影响。根据奥斯特罗姆教授对集体行动理论的论述，这些因素都会影响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供给，导致供给成本上升。在一定程度上，这就加剧了欠发达地区农民专业合作社制度供给的“集体行动困境”，欠发达地区农民将很难通过集体行动的方式解决制度供给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