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准确地说是个农业人口大国。“三农”问题说到底是农民问题。农民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根本问题。在战争年代，农民是革命的主力军，作出了重大牺牲；在建设年代，农民为工业化提供了原始积累，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改革开放年代，农民率先行动，作出了重大创造。农民又是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 2008年是农村改革30年。中国的改革是以农村改革为突破口，这是邓小平实施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我们把它说成是“第二次农村包围城市”，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并带动了城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制的改革。纪念这个改革意义重大。 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农村经历了土地改革、互助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人民公社几个阶段。土地改革，结束了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农民获得了土地所有权，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为迅速恢复国民经济至战前的水平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土改后克服了“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思想，让农民“组织起来”，开展互助合作运动，符合经济发展规律；以土地入股为特征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供销、信用合作社，形成三足鼎立的合作制，符合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毛泽东将河北省遵化县王国藩的“三条腿驴合作社”作为“五亿农民的方向”。但在随后不久，将土地等生产资料无偿变为“集体所有”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及后来建立的“一大二公”和“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从河南省遂平县第一个喳岈山公社诞生起，遍布全国，认为“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供销社变为第二国营商业，信用社变为农业银行的附属物，使合作制变了形，长达20年之久。实践证明，这种制度违背了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规律，扼制了亿万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是不成功的，导致生产发展滞缓、供应紧张、农民贫困、环境恶化，难以为继。应指出，即使在“大跃进”与“文化大革命”两次全局性的失误中，农民为保证城市居民的食品供应和社会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农村内部出现了供产销全靠市场调节的“社队企业”，是市场经济的先导力量。毛泽东对此高度评价，誉为“光明灿烂的希望”。 一、农村改革30年的四个阶段 农村改革30年的历程，取得了巨大成就，创造了丰富经验，也出现了一些失误。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第一阶段为1979年至1984年。即从1978年底和1979年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在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思想路线指导下，克服了“两个凡是”思想，拉开改革开放的序幕，至1984年农业全面高速增长、农民收入大幅增加。人们称之为“黄金阶段”。 ——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亿吨增加为4亿吨，连续上了两个台阶（即由6000亿斤上升为8000亿斤，一个台阶为1000亿斤），解决了长期“供给短缺”问题，第一次出现了“卖粮难”。 ——在粮食播种面积减少1亿亩的背景下，调整产品结构，棉、油、糖等经济作物大幅度增加。 ——畜牧业、水产业同步快速发展，市场供应大大改善。 ——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 ——社队企业有了新的发展，农业劳动力大量向非农业转移，在人民公社解体后建立了乡政府，第一个挂牌子的是四川省广汉县向阳公社改为向阳乡。社队企业易名为“乡镇企业”。 这一阶段农业高速发展和农村重大变化的原因有五个方面：一是大幅度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50％），加上实行“超购加价”政策（加价30％—50％），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二是以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为代表推行土地家庭承包经营制度，从“两个不许”（不许分田单干，不许包产到户）到“不许分田单干，不要包产到户”到在边远与贫困地区“可以包产到户，也可以包干到户”，到“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形式”，到“马克思主义合作理论的发展”，再到“农村的一项基本经营制度”，反映了中央在这个问题上认识的变化过程。三是在“文革”中引进的13套年产30万吨合成氨化肥厂投产，提供了大量化肥。四是科技的作用，大面积推广杂交水稻与杂交玉米品种。五是多年积累起来的“老本”，包括“大跃进”中兴修的水利工程以及“文革”中农业学大寨修筑的农田基本建设。 在这个阶段，中央书记处成立了农村政策研究室，指导农村改革。中央发出重要的文件，一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关于发展农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草案），中央工作会议的75号文件以及四中全会正式通过三中全会的决定。二是从1982年至1986年中央连续发了5个一号文件，发挥了推动改革的重大作用。 总结这一阶段农业全面高速增长的基本经验：一靠政策；二靠科技；三靠投入。从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去掉按工分分配的办法），是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重大转折，农户经营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是农民的伟大创造。这一阶段的失误在于人民公社解体后，由于受到“谈合作色变”的影响，未能及时地把真正的合作经济组织恢复和建立起来，虽然提出“统一经营与分户经营相结合的双层经营”，而社队企业薄弱的村成了“空壳村”；同时由于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一家一户的农村经济缺乏有力的支撑与保护。 （二）第二阶段为1985年至1992年。由于1984年农业大丰收，出现了卖粮难以及收购粮食“打白条”问题，被认为是“超常规发展”带来“低水平过剩”，导致了农产品统购与派购制度的改革，其基本动因是由于实行“超购加价”政策造成财政压力大。这一改革是对农产品流通体制走向市场的重大突破。作为第一步对粮棉油糖等一类统购的大宗农产品实行“双轨制”，即“合同定购”与“市场议购”两部分，也就是“死一块，活一块”；对畜产品、水产品等二类派购的农产品全部实行“市场议购”。这一政策实行的结果，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重大进展，一方面放开走向市场的部分农产品继续发展；但另一方面实行“合同定购”的粮食，由于实行“倒三七”价格（即30％是超购加价，70％是定购价），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特别是新商品粮地区以及“三靠队”（吃粮靠返销，生活靠救济，花钱靠信贷）（像小岗村）因无定购基数，销售的粮食全部是超购加价，而在实行“倒三七”价格政策以后，大幅度减少收入，使当年的粮食产量下降7％，棉花产量下降30％，随即出现了粮食生产的徘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