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 十一届三中全会(1978年12月)揭开了改革开放的序幕，冲破了“两个凡是”的思想束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在思想理论领域展开了拨乱反正，比如按劳分配的理论讨论，澄清了“四人帮”所制造的谬论——按劳分配是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的重要经济基础。另外，对“批判唯生产力论”的再批判，重新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样一个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澄清了思想上的混乱，从而直接否定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阐明了发展生产力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为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 更大规模的争论是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表引起的。这篇文章是在耀邦同志的大力支持下，在南京大学胡福明和中央党校孙长江所写的两篇同样题目文章的基础上经过反复修改形成的。文章旗帜鲜明地提出，检验真理的标准只能是社会的实践，任何理论都要不断接受实践的检验。这在当时沉闷的空气中引起了巨大反响，围绕这篇文章展开了热烈的争论。5月17日，一位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的领导指责说，这篇文章理论上是荒谬的、思想上是反动的、政治上是砍旗帜的。这给当时耀邦同志很大的压力。7月22日小平同志找耀邦同志谈话，小平同志说我原来没有注意这篇文章，后来听说有不同意见，我看了一下。他说，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现有的争论是不可避免的，争的好，根源就是“两个凡是”。 1978年12月13日，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高度评价了这场大讨论，指出目前进行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实际上也是要不要解放思想的讨论，大家认为进行这个争论很有必要、意义很大，从争论的情况来看，越看越重要。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了，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关于真理与标准的讨论，的确是一个思想路线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问题。这个讨论端正了思想路线。 十二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1984年10月)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关于改革的决定，我有幸参加了这个《决定》的起草工作。 当时解放思想冲破了“左”的干扰，农村改革取得了突破，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1984年农业生产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粮食增产达到4070亿斤。交了国家的，留了集体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农民积极性大大提高。农产品丰收了，要有市场、要有销售渠道，同时也要求交换农业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所以就迫切要求城市改革。 但是城市呢，还是维持原来的那套经济模式，还是计划经济那一套：政企不分、条块分割、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管理经济、分配中平均主义很严重，严重地压抑了企业和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创造性，使社会主义经济失去了活力，严重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发挥。 在这个阶段，也受到了极“左”思想的干扰，一位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曾经在一封信里批判了经济学家关于利用价值规律，发挥市场调节作用的观点，他说，这些主张“必然会削弱计划经济，削弱社会主义公有制”，势必“模糊社会主义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1982年9月《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批判了主张缩小指令性计划、扩大指导性计划的观点，说这些观点是否定计划经济。1983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背景下，在党报上对“减少指令性计划、增加指导性计划”的看法，开展了有组织的批判，强调指令性计划是计划经济的标志，还把商品经济、指导性计划作为精神污染来清除。可见这一年思想理论界很紧张，理论上很混乱。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近6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基础上，党在十二届三中全会认真总结了经验，1984年10月20日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这个《决定》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强调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是实现我国经济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只有充分发展商品经济，才能把经济真正搞活，促使各个企业提高效益、灵活经营，灵敏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这是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和指令性计划所不能做到的。 邓小平同志对这个《决定》予以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的印象是写出了一个政治经济学的初稿，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相结合的政治经济学，我是这么个评价。”“这次经济体制改革的文件好，就是解释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有些是我们老祖宗没有说过的话，有些新话。我看讲清楚了。过去我们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没有前几年的实践不可能写出这样的文件，写出来，也很不容易通过，会被看作‘异端’。我们用自己的实践回答了新情况下出现的一些新问题。”。 要进行这样的改革，首先必须要在理论上突破，要解放思想。开始讨论十二届三中全会究竟开什么内容时，小平同志说最理想的是要搞一个改革的文件，十一届三中全会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都起了很好的作用，这次三中全会能不能搞一个改革文件，这个文件将对全党起到巨大的鼓舞作用。他说就搞这个文件，别的不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