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经过了相关部委半年多的博弈之后,新的医改方案终于揭开面纱,初步确定了基本思路和总体框架。 上月26日,卫生部部长陈竺向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就新医改方案做了报告。总的目标是在2020年确保“人人享有基本医疗服务”,其着眼点是促进公平。 方案中一些备受关注的改革思路包括:药品降价,医疗服务适当涨价,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政府主导,公共卫生机构要实行全额预算管理,维护公益性质等。另外,中央和地方政府要大幅度增加卫生投入,该投入兼顾医疗机构和患者,即供需双方都补。 目前新医改方案正在意见征求中,相关细则还未明确。 迄今为止,共有9套方案呈交国务院供决策层参考,这些方案唯独缺少利益相关部门比如医院的声音。 本周,南方周末专访了项目负责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山大学附属肿瘤医院院长曾益新。 全民医保的设计方案 南方周末:新医改方案中提出了2010年基本实现全民医保的宏大目标。全民医保既需要政府的大投入,又需要有好的运行机制。对此,你们有何建设? 曾益新:全民医疗保障体系应当包括低收入人群的基本医疗保险、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和商业性医疗保险。 我们建议,从长远来看,应取消现行户口制度,将绝大多数农村人口以及城镇经济困难人口均一视同仁地列为低收入人群,其数目应该在8亿左右。针对这一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人群,政府应该担负起他们的主要医疗保险费用。 具体的方法是:通过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共同分担的方式为这一人群中的每一个人(不分男女老幼)购买基本的医疗保险,费用应当由目前的人年均100元左右逐年上升,至2015年达到相当于目前的300-500元的水平。 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个人分担的比例可根据各省情况进行协商确定。基本医疗保险应当设立合理的承付上限,其上限可以定在每年不超过5万-10万元人民币,并逐渐上调,在2015年达到目前的10万-20万元的水平,并且允许全国各个省份根据当地的医疗消费水平制定当地的上限。 制定这一上限的根据当然主要取决于政府的投入和基本医疗保险的支付能力。除此以外,还有两个依据:其一,除非进行器官移植,对于大多数重大疾病的诊治,目前10万元人民币是能够基本满足治疗需要的。其二,如果不制定上限,很可能会诱导过度治疗,造成医疗资源的浪费。 这8亿人,在目前的体制下,可以分别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和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但这两种保险的覆盖面和支付能力,应在政府投入逐年增加的前提下,逐渐完善和提高,达到能抗击因病致贫的程度,解决目前普遍存在的“看病贵”的问题。 对于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就业人群,政府应该通过立法强制性地实施雇主与雇员共同购买城镇职工医疗保险的措施,并且确保雇主承担不低于80%的医疗保险费用,雇员将承担剩余的医疗保险费用。 对于在企事业单位中就业的农民工,他们本人的医疗保险应当由雇主和雇员共同购买,他们的亲属则应参加居住地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或城镇居民医疗保险。 同时,国家应鼓励商业医疗保险的发展,以满足高端医疗市场的需求。 建议国家规定统一的政府部门(如卫生部)来统一管理所有的公立医疗保险机构,目前还在实行公费医疗的单位应强制性地参加城镇职工医疗保险或城镇居民医疗保险。同时应充分利用好目前医保部门积淀的过千亿的资金,逐渐取消现行的医保规定中将个人账户与统筹基金分设的做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则应废除先看病后报销的程序,努力简化手续,方便病人。 “由于基本医疗保险体系和基层(初诊)医疗机构的建立、发展和完善是整个医疗体制改革是否成功的,关键,因此所有医疗体制改革的措施都要围绕着这个工作重点来实施。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两个:政府投入的增加与基层医疗机构中合格医护人员的到位。” 南方周末:您认为,中国“看病难”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目前还没有建立起一个值得病人信赖的初诊医疗网络,比如村医、乡镇卫生院、社区医院和私人诊所等,也没有科学、合理的转诊体系,一有病大家都涌向大医院,而小医院则没多少人。陈竺也透露,未来的改革方向是要逐步实现社区首诊、分级医疗和双向转诊。对首诊和转诊体系的建立,你们是怎样设想的呢? 曾益新:解决“看病难”的关键举措,是明确医疗系统的公益性质,从政府公共财政中加大对医疗系统的投入,由政府出资直接建设好各级医疗机构——目前的重点应该是中小医院——并采取各种政策吸引经过严格训练的合格的医生到基层医疗单位工作。这一个方向现在已经得到中央的肯定。 就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而言,各级政府的首要任务,是共同出资建设好初诊医疗机构和区域性中心医院。 初诊医疗机构包括村医、乡镇卫生院、私人诊所和城镇社区医院。这一级的医疗机构应承担全国绝大部分病人的初诊服务,是整个医疗系统最基础的组成部分。这个部分的完善对于分流病人、缓解大医院就诊压力、消除“看病难”的局面具有决定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