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正处于从“权力本位”向“责任本位”的过渡阶段，中央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逐步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这意味着政府的价值取向正在发生重大转变：转变政府传统管理理念，实现以管理型为主的政府向以服务型为主政府的转变，强化政府的服务与责任意识，建设服务型政府。 一、深化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促进和谐社会建设 (一)明确政府职能，建设有限政府 由于我国政府正处于转型阶段，政府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的主体，长期以来的传统惯性思维，使全能的政府不堪重负。政府承担了许多不应承担的职能，难以满足全社会的需求，政府交易成本也较高，造成资源的浪费，带来的是服务质量和效率的低下。政府要从这种状态中解脱出来，明确政府职能，建立政府退出机制，把政府不该承担的职能转移出去，集中精力做好该做的事，使政府职能归位，转变政府传统行政理念。从“小政府，大社会”的新理念出发，建设权力有限政府、节约型政府，适当收缩权能，利用社会公共组织资源，促进社会的合理分工，扩大公共服务的领域，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以满足全社会公众服务需求。 目前我国社会中介服务组织初具规模，全国现有行业协会、商会5.3万多个，其中全国性行业协会600多个，是一支不容忽视的社会公共服务组织。但是，近几年，我国行业协会等社会公共组织的发展受制于政府，发展速度渐缓，规模小，结构不合理。与职责不清有关，行业协会承担了许多不该承担的政府职能，有许多历史遗留问题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如人员构成复杂，结构也不合理，有的是政府机构改革直接由部委转为行业协会，其中有些仍保留了原行政管理体制，政府部门官员担任或兼职担任领导职务的现象较为普遍，不清不楚的“二政府”身份，制约其规范性发展；同时，不仅管理方式落后，而且操作很不规范，有的利用行政权力，形成新的行业垄断、资源垄断，难以真正发挥行业协会自律组织的作用。 目前我国政府的转型为行业协会、商会等中介组织的发展提供了空间，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与发展，这是继事业单位改革之后，政府对公共服务领域又一次重要改革举措，理顺政府与行业协会、商会的关系，明确行业协会中介服务组织的地位，坚持“政会分开”、“政事分开”，摆脱行业协会、商会半官半民的尴尬状态，真正发挥行业协会、商会不可替代的中介服务组织的作用。要加快行业协会、商会立法步伐，健全规章制度，做到依法建立，民主管理，行为规范，自律发展。坚持市场化发展的原则，尽快建立评估机制和优胜劣汰的退出机制，调整、优化这些中介服务组织的结构与布局，促进中介服务组织的规模化、规范化发展，扩大公共服务的领域，增加社会公共服务有效供给。政府部门要切实履行好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职责，要将那些不应该或不适宜由政府承担的职能转移出去，行业协会将是承接政府转移职能做好行业服务的一支重要力量。从国外经验看，行业协会是民间组织，非盈利性组织，没有任何的行政职能。行业协会靠向企业提供服务来生存，政府不把行政职能交予协会，并有严格的市场准入、规制和退出机制。就我国而言，除政府公共部门外，还要依靠社会其他公共服务组织，建立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组织的服务机制，把不宜由政府承担的事务由社会公共服务组织承担，扩大公共服务的领域，建立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选择机制和监督机制，完善社会公共服务体系建设，形成政府公共部门与社会公共组织协调发展局面，以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对公共服务的需求。 (二)转变政府社会管理方式，创新政府考核机制 我国政府政绩考核内容发生重大变化，更加关注民生、民意，更贴近百姓的生活，主观指标与客观指标结合，动态指标与静态指标结合，除中央提出约束性指标外，各级政府根据地方实际，制定接近“地方特色”的考核指标，考核体系更趋于科学、全面。绿色GDP考核指标尽管还处在阶段性探索之中，但它已激励各地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好地处理环境、生态和资源的关系，关注经济社会发展与增进社会福利平衡发展。目前，用以衡量社会和谐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幸福指数”已经摆上了许多地方政府的议事日程，并进行了有益的尝试。 北京推出了和谐社会指数，主要反映党和政府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的主导作用，反映“社会冲突协调机制”的积极作用和效果。其指标体系分为3个大类20个指标，由主观指标和客观指标组成，主观指标以调查问卷方法取得数据，在此基础上，利用综合评价方法构建和谐社会指数。深圳发布“和谐深圳评价体系”，该体系由客观指标与主观指标评价组成，其中，指标体系包括社会发展、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关爱、社会安全和生态文明6大类35项指标，还专门设计反映市民对社会和谐程度个人满意度调查表(《社会和谐量表》和《个人幸福量表》)，用以检验宏观调控指标与老百姓心理感受的吻合度，通过定期测量，适当调整指标。安徽省政府首次将民生指标纳入政府考核体系中，并与17个市的政府签订责任书，从2007年起，安徽集中财力69亿元，全面启动涉及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方面的12项“民生工程”，着力解决群众“生活难、上学难、看病难”等问题，拟用5年左右的时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 由此可以看出，地方政府把政府政绩考核重点已转向社会成果，强化了受托责任，管理者不能再躲在反映已提供的服务数字背后，而是必须具体说明他们所提供的项目或服务是否使目标群体(公众)利益得到改善。以基本公共服务均衡化为目标，各地政府不同程度加大了公共产品投入的力度，通过建立内部考核、外部监督机制，提高了各级政府提供公共服务的执行力度。权责一致是强化地方政府责任的基本原则，在加大地方政府特别是省级政府权力的同时，也强化了他的责任，今后出现的问题，将直接追究有关地方负责人的领导责任。 (三)依法行政，推进政府法治化建设 我国政府依法行政法律体系建设经过近二十年的发展日趋完善，迄今为止，我国先后出台了四部行政法规：自1989年首次颁布实施《行政诉讼法》之后，陆续颁布了《行政处罚法》、《行政许可法》和《行政强制法》，一方面规定了政府行政权力与责任，规范了行政主体法律身份，使得依法行政有法可循，违法必究；另一方面规定了公民的权利与义务，使得“民告官”的行政程序落实到法律层面上，并相应规范了公民行为，以法律的形式深入人心，通过法律人们可以预知自己的行为将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以做出相应的反应和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