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自北京 结合中国当前医疗卫生领域的基本状况、难点、政策沿革、目前格局和观察，我们认为，应该确立在五至八年内理清机制，分步有序加快深化医疗卫生体制改革，基本达到人人公平享有基本卫生保健和看病难看病贵得到普遍解决的目标。在政策深化和执行中，平稳有序、智慧、耐心和果断都不可或缺。 卫生部部长陈竺最近撰文提出了全民健康十二年的“三步走”规划，即到2010年，初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卫生保健制度框架，使我国进入实施全民基本卫生保健的国家行列；到2015年，使我国医疗卫生服务和保健水平进入发展中国家的前列；到2020年，保持我国在发展中国家前列的地位，东部地区的城乡和中西部的部分城乡接近或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认为这是符合国情的选择，不过针对医改核心问题，我们建议分两步六年进行： 第一步（2008～2010年）：定预算、搭框架 （1）制定《卫生法》，确定政府投入比例和各级政府分担比例。教育有立法，也在文件中确定了政府预算等投入占GDP的比重。卫生牵涉到每一个人，投入应该更多，可明确从现在的政府预算卫生支出占GDP的0.85%分步提高到5%。 （2）加快目前的复合型医疗保险体系建设，增加政府投入，在2008年底，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本覆盖所有农村。到2010年底，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和医疗救助体系覆盖所有城市居民（而非现在预计的到此时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全面推开”）。目前新农合重点应该从覆盖面扩大转到提高政府支付比例和报销比例上，否则，农民，特别是贫困农户因无力自付而使参与新农合的积极性会大幅下降，这几年初步建立起的新农合制度面临风险。同样地，对城市社区也应更多补贴需方，不能让初步建立起的社区医疗机构和设备空置，只要有病人，少补点供方都是可以的。这些改革可以通过国债、中央政府转移支付和地方政府配套办法解决，划定最低线，条件好的地方可以多补，差的地方由补贴达到基本线。 （3）公共卫生体系核定人员编制、项目，实现全额财政拨款，充分利用中央和各省级转移支付，实现部分项目免费制，如生产、部分慢性病、重大疾病和传染病。 （4）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下设立专门医疗机构管理委员会，管理区域内公立医院，公立医院的领导和财务都由该委员会确定，并对人大常委会负责。各级卫生行政机构转变职能，强化监督责任，非营利医疗机构的财政拨款等不再通过卫生行政机构或投资方，并建立医疗服务价格调整听证制度。 （5）改革税制，提高直接税占地方财政的比例，减少间接税所占比例。即减少地方政府对大量医药企业流转税的依赖，而引导他们关注企业利润，进而从根本上整合目前数量超常但效益不高、创新不足的医药企业。 （6）基本药物制度、非营利性医院的考核制度、医保支付和约束机制的调整等在这一阶段也应逐步建立或深化。 （7）减少政府直接的定价和采购，改革目前基本药定点生产和医疗器械统一采购制度。2007年，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定点生产“城市社区、农村基本用药”的企业，卫生主管部门回收医疗器械采购权。不过这一制度未必会有好的效果，原因一方面是政府定价下，即便企业因为有优惠而愿意生产，但统一配送成本也非常高，必将致使很多地方没有这些基本药品，于是其他药品价格可能进一步上涨，而如果定价过低，则这些基本药就会越来越少地被生产；另一方面，政府很难统一成本标准、认定生产厂家，市场公平可能被打破。另外，卫生行政部门收回医疗器械采购权看似应对市场高回扣和无序状态，其实很可能加剧公立医院的任意采购（因为基本还是由它们上报采购申请的）、医药采购成本增加、将现实利益更多地向行业管理的卫生部门转移，进而职责更加不清，管办难以分离。而这些都会加重医改的体制障碍。 其实，基本药物的生产完全可以鼓励已具有生产批准文号的企业竞争，不定点生产。同时可逐步提高医疗保险对基本药物费用的给付比例。而医疗器械的行业监督除了集中采购外，更重要的是合理配置区域卫生资源和公立医院财务制度改革。不能让上述这些政府行业主管部门再任意干预企业和市场行为，否则就是良好的愿望也很可能带来更大更复杂的问题。政府负责采购决策和监管；委托企事业机构执行。政府官员不得参与执行，以防以权谋私。 第二步（2011～2013年）：开放市场、完善法律 （1）在政府继续加强复合型医疗保险体系资金投入的同时，大力鼓励社会各类保险机构的参与，争取让卫生总费用中政府、社会与个人的分担比例达到25%、35%和40%（目前为18%、30%和52%）。特别是大力提高对城镇非就业居民和中西部农村居民保障中的政府出资比例。
（2）改革公费医疗制度，适当降低政府对需求者的出资比例，增大个人出资。改变目前政府卫生预算中1/4用于公费医疗，使其出现部分过度消费的局面。减少的出资用于上述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