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七大是个新起点 《南风窗》：2007年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事件莫过于执政党的十七大。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向来是外界关注的焦点，无论十七大召开前后，舆论纷纷将其视为解读重点。在您看来，如果将十七大视为新起点，它提供了什么样的答案？预示了什么样的方向？ 郑永年：政治体制历来是人们关切的焦点。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等主政时也把政治改革提到很高的议程。当时认为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就很难深入；没有政治改革，经济改革的成果也很难保证。当时的政治改革有两个重要点。一是要以政治改革来推动经济改革；二是要以政治改革来保证改革成果，这里的政治改革指的是制度化。从这个角度就很容易理解为什么中国领导人这么强调法制化建设。1989年以来，中国领导人也在一直强调政治改革。 90年代政府的重点在经济改革。尽管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成就，但是代价也是很大的，包括环境恶化、收入差异过大、社会道德衰落和官员腐败等等。这样的情况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变得不可持续，社会稳定也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些也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表现出很大的担忧，因而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 如果中国不能建立这些可以提供现代国家服务的制度，那么就很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很自然，无论是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还是建立现代社会制度，都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来进行。但这里的政治改革显然并不是指选举政治。选举政治是建立不起这些制度的。这些制度的建成往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压力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 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七大就有分水岭的意义。分水岭并不是说十七大所提倡的改革和以往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说十七大确定了新的改革模式，这个模式和以往的模式不同，但目标是一样的。中共十六大正式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十七大提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个继续。但是十七大还提和谐社会。这是个转变点。小康社会必须通过继续的经济改革来取得，没有继续的发展，总体社会发展水平就会停滞不前，说不定还会退回到贫穷社会主义。所以十七大提发展还是第一要务。 但是过去的发展证明，发展并不一定能够解决问题，反而会深化甚至恶化问题。关键在于是什么样的发展。十七大试图回答这个问题。一种能够可持续的发展，其核心必须是和谐社会。发展本身并不是目标，而是手段，是达到社会和谐的手段。和谐表现在各个方面，但从社会层面来说，和谐意味着社会公平和正义。在这方面，十七大有很好的论述。 社会公平和正义提到这么高的程度，在改革开放以来还是第一次。从前强调经济改革的目标是效率，公平居于次要地位，并且似乎经济改革和社会公平是两个不同的、可以加以分开的过程。就是说市场管效率，政府管公平。这种认识显然并不确切。多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中国政府为了解决收入差异过大的问题已经作了那么多的努力，但为什么效果并不理想？很多年来，政府的税收增加是世界上最快的，政府的政策也是向社会弱势群体倾斜的。照理说，收入差异就应当减小。但事实上并不是这样。收入差异实际上随着政府税收的增加而增加。这种情况很难用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来解释。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可以对这种情况给以很好的解释。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中国的一次分配出了严重问题。如果一次分配出了问题，那么政府所从事的二次分配再怎么努力也会无济于事。所以，要纠正社会不公平的情况，就要从一次分配入手，就是说要从经济结构层面入手。如果没有一个能够实现民生经济的结构，那么民生经济就很难实现。十七大从理论上纠正了这个错误认识，强调追求效率的过程本身就应当兼顾公平。这个理论论述对今后的改革会有很重大的指导意义。 十七大更为重要的意义在于把建设和谐社会和政治改革联系起来。这次党代会把政治改革尤其是民主政治提高到非常高的程度。这不是因为胡锦涛的政治报告使用民主一词达60多次，而是因为政治报告不仅把民主政治置于政治改革的核心，更是因为找到了一条我本人认为是切实可行的改革道路。 我以为，十七大报告中所提到的民主可以概括为三种形式，即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其中报告明确提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而宪政民主则表达于报告对法治和法律至高无上性的强调。党内民主对党内来说是一种结合了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权力产生和行使方式。人民民主有多种形式，主要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因此人民民主也可以称为社会民主。而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或者是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之间的互动，都必须在一个法治和法律的构架中，这就是宪政民主的内容。无论是执政党本身还是其他社会行动者，都必须在宪政的构架内行使自身的权利和权力。 这个民主政治论述主要是回答了中国要实行什么样的民主、怎样才能实现民主的问题。 实际上的行为联邦制 《南风窗》：不过，海内外期望中国政治改革迅速走向西方选举民主的人们，显然没有得到满意的答案，而且，执政党也已一再表示，中国不会照搬西方的民主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