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现代之间：梁漱溟的宪政之道 周朗生 云南师范大学 梁漱溟可谓现代中国思想史上最特立独行的思想家、社会政治活动家。在梁漱溟看来，宪政是一种政治，一种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法制保障的政治，其必须解决的，主要有两项：第一是国家与其组成分子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亦即人民与政府的关系，或统治与被统治双方的关系；第二是代表国家行使国权的机构设置状况及其相互制衡的关系。建国前，梁漱溟分析了中国宪政之路的困境和难局的缘由：第一，清末以来的宪政运动，由于宪政目的和手段的背离，故而它不是真正的宪政运动；第二，中国宪政运动之外来因素；第三，现实的社会缺乏宪政之“势”与“理”的至恰；第四，政治习惯的缺乏。建国后，梁漱溟又重申宪政。1954年，梁漱溟参加讨论、修改了宪法，并提出许多意见。到上世纪70年代，他觉得宪政乃中国之急务，始而重申宪政，呼吁法治。在1978年的政协会议期间，梁漱溟更是四次发言，呼吁法治，检讨过去的宪政。今天重温其思想，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建设大有助益。 摘自《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昆明）2008.4 简评建国初期的农村冬学 方海兴 陕西师范大学 建国初期，借鉴以往革命根据地的经验，党和政府在全国农村继续组织开展了广泛的冬学教育运动。农村冬学的组织开展经历了从上到下一系列的环节。农村冬学的内容包括政治教育、文化教育、科学知识与生产技术的教育等方面。经过持续数年的开展，建国初期的农村冬学逐渐成为了广大农民冬季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及党和政府改造与团结农民的有效手段，收到了显著的社会成效：广大农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普遍提高，有力地推动了党在农村各项工作的开展；广大农民群众的科学文化水平有了显著改善，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时期乡村社会中新的价值理念与社会风尚的确立；为党和国家改造农民、整合农村社会进而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奠定了有益的基础，也为我国如今进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深刻的历史启示。 摘自《天府新论》（成都）2008.5 关于“八七会议”会址的争议 苗体君 广东海洋大学 “八七会议”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召开的，关于其召开的地址，20世纪50年代曾流传是在江西九江，但周恩来证实说“八七会议”是在武汉汉口开的。“八七会议”的参加者邓小平、陆定一和郑超麟等人也分别对会址进行了回忆和指认：陆定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两次实地考查，指出开会的地方就是汉口鄱阳街139号2楼；1972年，邓小平亲自写了一份回忆材料，指出会议是在汉口德租界一个俄国人家里开的；1979年11月，郑超麟去汉口鄱阳街寻找“八七会议”会址，认为会址是“汉口的鄱阳街123号”，原来是一个名叫Ransom的美国牧师的住处。但最终被确定的会址是汉口的鄱阳街139号。郑超麟旅法勤工俭学期间，与周恩来、赵世炎等是最早的18名“少年共产党”代表，并以湖北代表的身份出席“八七会议”，因加入托派组织，解放后经历了长达27年的牢狱生涯。郑一生善于思索、研究与写作，又是共产党历史的研究者，他到死都认为会址是汉口的鄱阳街123号。为此，他多次撰文强调是陆定一、李维汉的回忆出现了错误，还指出当时的邓小平不是中央委员，也不代表地方组织，只是普通的中央工作人员，并没有参加会议。 摘自《许昌学院学报》2008.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