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4.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7-0070-06 1930年代围绕“读经”问题发生的争论，既是民国初年和民国十四年“读经”争论的继续，但更是前两次争论的深化和发展，其中包含的意义更丰富。到目前为止，史学界对民国初年的“尊孔读经”与“孔教会”研究较多，研究者的批判态度也为人们认可；但对1930年代的“读经”问题则研究相对薄弱，①且难免囿于惯性思维，把后者与前两次“尊孔读经”活动同视。其实，对历史上某些相似甚至相同的现象，一概视为“花样翻新”、“沉渣泛起”，有可能失之简单。 一 读经主张和争论背景的历史考察 在1935年5月10日出版的《教育杂志》刊载的“全国专家对于读经问题的意见”中，无论是坚决反对读经的朱秉国、倪守因，还是持折中立场的任鸿隽，以及主张读经的钱基博，都曾追问或表白“主张读经的，其真正的目的”[1](p38)和“所持之理由”[1](p26、72)。这一追问不仅适用于主张者，也应适用于折中者和反对者。而且所谓目的和理由，不能仅据各方的自白，必须全面了解当时的种种历史和时代背景，进而分析各人对这些背景的认识和反应。 对于1930年代前期和中期的时代背景，人们所熟知的是此时国民党正尽全力建立自己在中国的“合法”统治，但直到1933年以前，国民党内各派系冲突不断；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革命艰难发展，所以国民党在军事和文化两条线上持续进行反革命“围剿”，而对“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扩大的军事侵略采取妥协和退让。不过除此之外，通过阅读参与“读经”讨论者的发言和文章，就可以发现还有一些更具体、更直接的相关因素，对1930年代的读经问题产生了影响。 比如说，国际联盟教育考察团于1931年9月底到12月中旬在中国上海、南京、天津、北平、河北定县、杭州、无锡、苏州、广州等地考察，其考察报告《中国教育之改进》于1932年年底翻译出版。报告书指出，“外国文明对于中国之现代化是必要的，但机械的模仿却是危险的”，“中国为一文化久长的国家。如一个国家牺牲它历史上整个的文化，未有不蒙着重大的祸害”[2](p24、26)。《中国教育之改进》曾引起国人广泛注意，在考察团足迹未至的河南洛阳，亦因此于1933年春创办了河洛国学专修馆，许鼎臣、周维新、阎永仁、叶连三等人主讲经史、诸子、《近思录》等，不仅吸引了一些读书人，甚至一些政界、军界要员亦来听讲。河洛国学专修馆办了四年多，“七七事变”后因洛阳遭日机轰炸才解散。[3](p36～37) 唐文治从1920年代就开始创办的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是国联教育考察团曾经参观的学校之一。考察团称该校是“纯粹中国文化的学校”，“为研究‘国学’之最高学府，负有保存国有文化之责”[4](p92～93)，使该校师生大受鼓舞。此外，1921年就产生了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三年后清华大学（时名清华学校）设研究院，也是“先开办国学一门”。1920年代后期，其他几所综合性质的国立大学，如中山大学、武汉大学等，也设立了国学研究机构。到1930年代，教会大学也出现了国学研究热，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燕京大学、岭南大学、辅仁大学都有国学研究所、中国文化研究所之类的机构，其中辅仁大学几乎把国学作为整个学校的重点和特色。 1930年代是一个“运动”和“讨论”层出不穷的时代。除了上述国学研究运动之外，还有蒋介石提出的新生活运动、民族复兴运动，学者或民间形成的现代化问题讨论、乡村建设运动、中国文化建设讨论等。这些“运动”和“讨论”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国学”和“读经”的内容，而且很多人在不同的“运动”和“讨论”中都是活跃分子。如主张读经的唐文治就是国学研究的倡导者之一；提倡乡村建设的梁漱溟不仅提倡而且实践了乡村的读经；在中国文化建设讨论中主张“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的胡适反对读经；而提出“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的十教授中，王新命、陶希圣等，反对读经的态度却很激烈。还有，在一份1935年6月15日刊出的《新生周刊》上，由文学社等17个团体，艾思奇、老舍、李公朴、胡绳、郁达夫、周予同、叶青（任卓宣）、万家宝（曹禺）、叶圣陶、周建人等148人署名的《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5]（附录p42～45）通篇内容都是批判读经。这些足以显示，读经讨论在很大程度上与“文化运动”相关联。从“国学研究”和“文化运动”的背景加以思考，就能发现外部因素并不限于国联教育考察团的劝告或激励，更多的还是挑战。主张读经的郑师许在了解了日本的“支那学”研究情况之后说，还在民国四五年的时候，东京帝国大学的哲学博士服部宇之吉就对学生说：“在学诸君要努力专攻支那经学。十年之后，支那无人认得经学了，我们预备到支那去讲授经学。”郑师许接着说：“虽然服部的造就甚少，而狩野直喜、内藤虎诸人的确已值得我们佩服了。其他新进之士如增本桥吉、宇野哲人……都已超过彼邦服部宇之吉、后藤朝太郎之上了。看了别人家的进步，我们那得不惭愧不惊讶？”[1](p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