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6.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6-0766(2008)04-0046-11 1948年1月8日，《大公报》发表了曾留学英国的萧乾起草的社评《自由主义者的信念——辟妥协·骑墙·中间路线》。该社评发表后，在中国思想界迅速引起了一场关于自由主义的大讨论。尽管它对于当时实际的自由主义运动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但却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遗产。鉴于国内外学术界对这场自由主义讨论的认识较为模糊，尚未有专题论文发表，本文拟依据相关文献资料，对这场自由主义讨论作一初步梳理，进而发掘其宝贵的思想价值。 一、中国自由主义运动的挫折 殷海光将中国现代自由主义运动中的活跃分子分为“观念人物”与“行动人物”。他认为，在自由主义运动初始的宣传阶段，由“观念人物”占主导地位，到进一步的组织阶段，行动人物则脱颖而出[1]。以胡适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者，多为观念性的自由主义者，他们是中国现代学术体制中的学院派人物，有着固定的职业和稳定的收入，他们虽关心政治，但又不离开自己的专业岗位，以自己的专业知识为资源，通过大学讲坛、同人社团和公共传媒等传播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对社会公共事务发表意见。这批自由主义者，以胡适为精神领袖，在二三十年代聚集在《努力周报》、《现代评论》、《新月》和《独立评论》等刊物周围，发挥着较大的舆论作用，在起初的宣传阶段更是功不可没。 从1930年代以后，信奉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之中国自由主义者，如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王造时等人，不甘心仅仅停留在自由主义观念和言论上，而是要通过建立政治组织推进现实的自由主义运动。1934年秋，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等人在北平组建了国家社会党；1941年，他们又在重庆创立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开始了中国自由主义组织化的运作。从1943年底开始，围绕着国民党的“还政于民”、战后中国政治秩序的安排等政治热点问题，掀起了一股强大的自由主义运动。 战后中国所面临的最突出问题，是关于中国前途及出路的选择。无论是政治、经济或是思想文化领域，中国各阶级、各阶层、各政派的人们都在为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谋划着未来的出路。国共两党对此问题有自己的设想，以民盟为代表的中间势力也有自己乐观的估计。1945年秋，民盟一大通过的政治报告及其纲领，提出“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罗隆基起草这份纲领的指导思想，就是拉斯基的社会民主主义。其要旨为：战后中国应该仿效英国工党所施行的“中间道路”，在政治上实行英美式的议会民主政治，在经济上参照苏联的社会主义平等原则，就是所谓的“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2]。民盟纲领提出的这项方案，在1946年初召开的政协会议上被国共双方所接受，成为政协五项决议的蓝本。因此，很多具有自由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力图在国共两党之外走一条所谓的“中间路线”。 政协会议之后，中间势力公开阐述了“中间路线”的主张。张东荪在天津青年会作了题为《一个中间性的政治路线》的演讲，将中间路线的主张作了集中表述：“在政治方面比较多采取英美式的自由主义与民主主义；同时在经济方面比较多采取苏联式的计划经济与社会主义。从消极方面来说，即采取民主主义而不要资本主义，同时采取社会主义而不要无产专政的革命。我们要自由而不要放任，要合作而不要斗争。”随后，施复亮在《时与文》上发表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一文，将张东荪的“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发展成了“中间派的政治路线”，就是“一条企图用和平合作的方式来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和经济工业化的政治路线”，其基本主张就是“调和国共，兼亲苏美”，其实质是要说明，中国既不能走欧美资本主义的道路，又不能走社会主义的道路，只能走中间的、和平的、改良道路，也就是政协道路。 中间路线追求的有三大目标：一是政治民主。其基本要求是，“每一个公民都有说话的自由，并要有容忍别人说话的自由；每一个公民都有选择生活的机会，并获得生活安全的保障；每一个国民都有选举政府决定政策的权力，并保有批评政府及政策的权力”[3]。二是经济平等，力求计划经济与自由经济相配合，“由政府站在全民福利的立场，对经济操有计划的干涉主义”。马寅初说道：“我们不完全采用英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制度，亦不完全采用苏联社会主义一切国营的制度，乃提出一种混合经济的制度，国营企业与民营企业同时并进。”[4]三是思想自由，杨人楩说：“自由主义始终是这演化关系中的重要份子，决不因遭受左右夹攻而被消灭。自由主义者也能了解其他力量所能具有的历史使命，决不因所见不同而企图消灭其他力量。在历史演进中，各个力量都有其历史功能，当其功能完全丧失之时，即此力量不复存在之时，这一切只有让历史来决定。”[5] 然而，政协决议的被撕毁以及国共内战的全面爆发，标志着中国自由主义运动遭到了空前挫折。1947年底，国共战争进入白热化，而国民党的统治也日趋专制化。1947年10月，主张走中间路线、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最大政党——中国民主同盟被迫解散，似乎说明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在中国行不通。这样，1947年底到1948年初，中国思想界围绕着中国出路问题再次展开了一场激烈的讨论。 1947年9月，梁漱溟在《观察》3卷4、5期上发表的《预告选灾，追论宪政》一文，认为国民党进行的宪政选举是一场灾难，欧美“政党分立的选举竞争之一套”不合中国国情，只有“乡村建设”才是中国政治的出路。张东荪看了梁文后“深感共鸣”，在《观察》3卷7期上发表《我亦追论宪政兼及文化的诊断》，提出了与梁漱溟不同的意见。他认为：中国不能有真正的选举是由于有“特殊势力在那里利用”，并不是西方民主制度不好，更不能因此放弃走民主主义道路。他得出的结论是：“所以外来的东西，如选举制度、警察制度、统制经济的办法，以及飞机铁路等，本来是中性的，无所谓好坏，而毛病还是出于中国本身。这诚如梁先生所说，是患的严重文化失调症。”[6]随后，北大教授樊弘发表《与梁漱溟张东荪两先生论中国的文化与政治》，对梁、张的观点作了批评，他认为民主政治在中国所以屡屡失败，“就是因为中国永远停留在农业的阶段，无论任何的阶级都不感在维持土地生产力一点上，有舍君主而取民主的必要”，中国将来如果发展经济，需要由“有计划的集体劳动来领导”。樊弘显然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明西方民主政治在中国失败的原因，并认为中国的出路在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接着，樊弘发表《只有两条路！》，认为中国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反动的路，二是革命的路。“反动的路，在把政权放在剥削者阶级手内”，指出“耶稣、孔子和今日教授们所倡导的第三条路便是这一条路”；革命的路就是“把社会上被剥削的阶层联合起来，向剥削者阶层以和平的或战争的手段，夺取政权，根绝或限制剥削者剥削的权利，予以保障被剥削者的生命、健康与自由”。他强调：“中国只有两条路，更没有第三条路。”[7]这实际上是对“中间路线”进行了严厉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