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清华大学入学考试的国文试题主要为陈寅恪所出，当时即曾引起争议，可以算是一个小小的事件。虽然占分数更多的作文题和仅占分数10％的“对对子”都曾遭到非议，但后者当时最为醒目，后来也长留在人们的记忆中，成为这一风波的标志。① 此后这事不时受到关注，不过藉为谈资者多，而实际研究者少；在可以算作研究的范围里，基本不甚关注以对对子考国文这一“本事”②，而更多是因陈先生的解释带出的引申讨论。这个问题未必延伸到那么远，也不那么简单，其本身还有可探讨之处。应区分以对对子考国文和具体出什么对子这两回事，后者确有戏谑成分，但前者可能带有真正深远的考虑，或许要上升到陈寅恪自己所说的“吾侪所学关天意”的高度去认识。 要知道那是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二年，举国情绪尚处动荡之中，而北伐后的国内政局也尚未达到“理顺”的程度；教育界同样不安宁，教师索薪和学生闹学潮是那时常见的现象；学术体制和规范尚未确立，专门的学术刊物不过刚刚起步；可以说，足以影响中国文化发展的各个方面都有不少重要事项正处发展之中，以陈寅恪一向恬淡的处事风格，在这个时候出而“标新立异”，不能没有一些严正的考虑，且恐怕未必侧重在一般研究者所关注的什么中外比较之学上面。 退而言之，不论以“对对子”考试学生一事是否有及有多少含义深远的预设，它本身也折射出非常重要的意义：晚清甚嚣尘上的中西“学战”此时已内化为中国的新旧之争，而“对对子”事件便是这广义的近代中西学战的一个组成部分。时任陈寅恪助手的浦江清后来说：“在我们这一辈，把中西分别得清楚。但是，在中西合流的新文化里所培养出来的青年，他们对于原来的所谓‘中’‘西’已不复能区别，在意识里只感到古今新旧的区分。”③ 这一看似直观的认知揭示了中西新旧之间的深度互渗，也提示了考察“对对子”事件的一个重要视角。 1932年参加大学招生考试的正是“新文化里所培养出来的青年”，在一些时人眼里，以“对对子”的方式来考核这些人是一种倒退，甚至是对“新文化”的挑战。而在陈寅恪等人看来，中国文化传统可能正在无声无息地消逝，或被以欧美的方式“改写”，而当下严重的国难更凸显出维持“国性”（national identity）的必要。在中西“学战”已内化为新旧之争后，对立的双方不一定是通常所见的激进与保守，甚至不必表现为中西之间的直接对垒；在“西方分裂”的背景下，“西与西斗”的表象也可能反映着中西之争的实质。④ 在那时的中国，“新文化”和“留学生”都是看似明晰其实蕴涵繁复的符号；由一个留学生来承担“挑战”新文化的角色，就有着更为曲折的寓意。要真正理解清华国文考试争议所反映的时代意义，必须重建当下的历史语境，在语境中认识“本事”。而且，同样的时代背景对不同的人可能产生颇不相同的影响；对不同社会地位的人来说，国难当头而政治紊乱、社会无序，其感受和反应可能千差万别。只有将相关史料置于史事的形成发展过程中解读，才可能呈现史事那丰富纷纭的层次。本文即尝试从这样的角度来考察“对对子”事件，尽可能详人所略、略人所详，对他人已述及且本文无甚异议者，当径引其成说，而不再重复申述。 一、语境：国难与国性 对中国读书人来说，1932年是很不平安的一年。1月，日军入侵上海；3月，“满洲国”成立；两项新的威胁都向国人提醒着上一年的“九·一八”事变。这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最严重的国难，“亡国”的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切近。当时政府正筹备召开国难会议，清华教授列名者共5人，其中就有陈寅恪。与陈先生接触甚多的浦江清发现：“陈公素恬退，此次为国难刺激，甚激烈。”读书人救亡的方式可能有很多种，但那时陈先生显然认真考虑着赴洛阳参加国难会议。⑥ 稍后陈寅恪改了主意，表示“不拟参加”国难会议了（这可能因为他主张“今日当对日绝交”，那时大概已了解到政府尚不拟采取这样的方式）。⑥ “素恬退”的陈公突然“甚激烈”，这是个关键。⑦ 与那个时代的多数读书人一样，陈寅恪当然也有着“澄清天下”的关怀，但他的自定位更多是一个致力于“提高”而非“普及”的学者，且更逐渐缩小到史家之认同。治学首要心静，而史学面对的是已逝的往昔，心绪的宁静尤其是获得“了解之同情”的先决条件；否则便很难“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⑧ 陈寅恪即采取了“关门闭户，拒人于千里之外”这样一种不近人情的方式，来寻求心境的安宁和学术的专一。⑨ 在他心目中，备课授课和出席教授会议等现代大学里教师的基本“常务”，都属于扰乱心思的“应酬及杂务”⑩。必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他平素的“恬退”，才能充分认识到后来甚为“激烈”的深意。 然而学人也不能轻卸其社会责任，鲁迅就曾说“真的知识阶级”“对于社会永不会满意的，所感受的永远是痛苦，所看到的永远是缺点”并“预备着将来的牺牲”。(11) 这多半是夫子自道，但也有相当广泛的代表性。陈寅恪亦大体如此，不过他基本以“专业”学人自居，故虽始终关注着时代的走向，于当下之社会、政治，则大体取其对经学的态度，“间亦披览而不敢治”之。(12) 然其心中的痛苦，或未必少于他人；若说到文化危机感，恐怕比很多人更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