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7年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在南京开始其全国当政的历程后，奉行一党“训政”理念，在政治上建立不受监督的“党治”，经济上创立由国家政权控制的经济体系，企图经由中央统一的、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和政策而达成其“建国”目标。国民党在政治上的“党治”得益于北伐战争的疾风暴雨而一夕告成，而其经济统制政策的实施则经历了一个渐进的过程，成效也不及政治上的“训政”和“党治”那般显然。不过，抗战爆发后内外环境的变化，尤其是战时集中资源支持战争的需要，使国民党实施经济统制政策的进程明显加速，以“四行两局”(中央、中国、交通、农业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为代表的国家金融资本和资源委员会为代表的国家工业资本，逐渐在中国经济的相关领域占据了垄断地位，而国民党“训政”体制下“党治”之无人、无力监督的状况，使负责管理、运作这些国家资本的各级官员利用其权力寻租，贪污腐败的情况不断出现并日渐严重，由此亦使国民党控制的国家资本渐以“官僚资本”之名义而为社会各界所诟病，并为舆论所强烈批评。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控制的国家资本力量达至其历史最高峰，而同时社会各界对“官僚资本”的批判声浪亦扩大至各个层面，甚至国民党高层内部也无法漠视此等批判与事实。在1946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其党内对战后经济政策及其实施成效以及由此引发的“官僚资本”问题曾有激烈的讨论和争执，本文即以此为中心，讨论“官僚资本”在国民党高层内部引发的争论及其与腐败关联的有关问题。① 一、战后国家资本的急速膨胀及其社会反响 1945年8月，中国抗日战争获得最终胜利，国民党也因其执政党地位而基本垄断了战后接收，从日伪手中获得了其执政以来最大的一笔经济、文化、教育、社会资源，②并几乎全部转入官方的控制。正是因为接收，原日伪产业中的大多数以自营、转让、标售、拍卖等方式，转移到国民党当局手中，从而使国民党控制下的国家资本急速膨胀，并发展到其最高峰。据估计，战后中国资本总值为142亿元(按1936年币值计)，其中国家资本占54％(战前为32％)；如果以分类计，则国家资本占产业资本总值的64％(战前为22％)，金融资本总值的89％(战前为59％)。③可以说，当时的国家资本已在中国产业资本中占据了优势地位，并在金融资本中占据了压倒优势地位，反映出国民党历经20余年的经营，已经建立了由国家政权掌控的、可以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的、集中在官僚经营下的经济体系。 战后国家资本的膨胀，一方面是原有单位规模的扩大，如“四行二局”、资源委员会等，另一方面是新建的若干垄断性大公司，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盐业公司等。原有国家资本单位发展的代表首推资源委员会。1946年5月，资源委员会由隶属于经济部改为直属行政院，规格提高为部级单位，下属九个重工业部门与两个轻工业部门，共96个单位，员工22万余人。④生产量占全国产量的百分比为：电力50％以上，煤炭33％，石油100％，钢铁80％，有色金属90％以上，基本控制了中国的重工业生产。⑤新建国家资本单位以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为代表，国民党不顾当时强烈的民营呼声，将接收的日伪纺织业交国家垄断经营，在1945年12月组建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下属85家企业，囊括了纺织业的几乎所有部门，员工7.5万人，拥有纱线锭占全国总数的44％，布机占55％，棉纱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40％，棉布产量占70％，⑥从而使国家资本在原本并无任何基础的纺织业几乎是一夜间就建立起具有垄断性的地位。而且，中纺公司作为国营垄断性企业享有种种特权，如低息贷款、官价外汇、低价棉花，以及免受限额收购、垄断纺织业进出口贸易等，在与民营纺织业的竞争中具有特殊的优势地位。 国民党政权控制下的国家资本，有多种实现形式。⑦经济学家王亚南将其大体分为三种类型：其一是官僚所有资本，即由官僚自己参股或经营的企业；其二是官僚使用或运用资本，即名为国营企业但由官僚处置；其三是官僚支配资本，即既非自己经营，也非通过国营形式运用，但却因种种原因在多方面受官僚支配的私人资本。⑧在这三种形式中，第三种形式牵涉较广，概念有欠严密，姑可不论。第一种形式属于官僚个人资本，亦即纯粹意义上的官僚资本，如宋氏家族的孚中公司，孔氏家族的扬子公司等。而通常所说的国家资本大多以第二种形式出现，即名义上为国营公司，由国家政权控制及支配，但实则操纵在企业负责人即官僚个人之手。由于这些企业负责人的派系与人际关系及其个人素质等因素，使得企业运营往往成为部门、集团甚或个人谋利的工具。无可否认的是，因为这些企业国有而又由官僚掌控的特性，国民党内确有一批权贵、官僚、豪门、世家，利用权势寻租，以国家资源为自己谋私利，从而成为社会众矢之的。在这样的情势之下，国家资本无论其运作形式如何，有无官僚豪门插手，均被外界和舆论指为“官僚资本”，遭至社会各界的猛烈抨击，其中有代表性的意见出自经济学家马寅初。⑨而历史学家傅斯年也曾经不假辞色地抨击说，中国的国家资本“糟的很多，效能两字谈不到的更多。推其原因，各种恶势力支配着(自然不以孔宋为限)，豪门把持着，于是乎大体上在紊乱着、荒唐着、僵冻着、腐败着。恶势力支配，便更滋养恶势力，豪门把持，便是发展豪门”。⑩曾有国民参政员提出议案，痛斥“官僚资本往往假借发达国家资本，提高民生福利等似是而非之理论为掩护，欺骗社会。社会虽加攻击，彼等似亦有恃无恐。盖官与资本家已结成既得利益集团，声势浩大，肆无忌惮也。”要求公务员及公营事业人员，应宣誓不兼营工商业，如有兼营者应在两者间作一选择，否则任何人得告发之；如有利用职权经商图利者，应依法加重处罚。(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