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08)04-0064-09 1924年秋至1926年夏，是近代中国政治发生重要转变的时期。北、南两方军政实力在此期间呈现出此消彼涨的变化。曹锟“贿选”总统成功，取得统治的“合法”地位之后，直系对中央的控制加强。自是以还，吴佩孚依靠英、美借款帮助，整军经武，扩充实力，进一步实施“武力统一”政策。但反直浪潮亦随之而起，并演化成奉张、浙卢、粤孙“三角同盟”共同推倒曹、吴的第二次直奉战争。这次战争对北洋而言，可谓大伤元气的内争。战后一度形成奉军与国民军抗衡的局面，韬光养晦的段祺瑞应运而出。段氏担任“临时执政”之初，曾企图通过善后会议，联络各方实力派，推进“和平统一”，并利用各军阀间形成的暂时均势，从内部对北洋体系作一番整合①。然而，由于段此时已缺乏实力，不能形成新的权势重心，其整合北洋体系的努力未著成效，不久军阀之间重启战端，本来被冀望于北洋体制内加以解决的中国政治问题开始转向体制之外的解决途径。国民党在北洋体系重新整合的过程中基本置身事外，养精蓄锐，致力于自身的军政建设和根据地的巩固。而北方军阀却因政治摩擦和军事冲突，彼此严重削弱，逐渐走上末路。后来国民党以相对弱小的军事力量取得北伐的巨大成功，大致可以从这一阶段中国政治的变化中寻得解释。 一 顾盼各方利益的政制选择 第二次直奉战争以直系祸起萧墙的北京政变而告结束。政变之后，冯玉祥即按照北苑会商之法，筹组摄政内阁。但冯氏对于政治并无明确主张，政变之初，其与英文导报主笔柯乐文谈话，曾表示发动政变系“革军权万能之命，非革政治之命，故曹总统之地位，吾并未推翻”[1](p202～203)。在中枢无主的情况下，主张由现内阁摄政。但商之国务总理颜惠庆，颜不之许，且辞总理职。只好决定由与冯夙有联系的黄郛暂行组阁摄政，阁员包括黄郛、王正廷、杜锡珪、李书城、王永江、易培基、王廼斌、李烈钧等，仍以曹锟总统“任命”的方式发表[2]。以冯做后盾的黄郛摄阁显然只是政治上的短暂过渡。时人曾批评冯氏“对付政局之手续，始终承认历年之法统”，将政变之后的北京政局弄得“似革命非革命，似依法非依法”[3]。奉张则自恃“百战入关”，对冯氏“未折一矢……反占中枢，发号施令”表示不满，谋“有以挫折之”[4]。在奉张的压迫下，黄郛摄阁成了名副其实的过渡政权，存在时间只有24天。曹锟在黄摄阁成立之后3日被迫辞职，取代曹、吴统治的政治形式是由“执反直同盟之牛耳”、在当时最具实力的奉张在天津会议上操纵决定的。 冯玉祥在北京政变之后，曾邀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大计。孙接到邀请后，复电允即北上。但当时的局势似乎对段祺瑞更加有利。多数地方实力派都把收拾局面的希望寄托在段身上，造成“非段莫属”的政治气氛②。对于段祺瑞出山，冯玉祥与奉张也持支持态度，不过用心颇为复杂。时论分析说：冯玉祥虽一时入京握有中央政权，然只拥兵数万，且仅限于近畿地方而无支撑地盘，知难长久维持，乃求段氏出山，权依其名号令天下，俾收拾时局。张作霖之目的，在歼灭直系势力，不与吴佩孚以再起之余地，所惧者为吴氏纠合长江势力，持拥段之态度。冯等欲利用段氏以巩固本派之地位，奉张亦欲利用段以收战胜之全功。[5](p201)因此，政变之后不久，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就电请段祺瑞出任国民军大元帅，而张作霖、卢永祥以及镇威军各将领则联名发出通电，推段为联军统帅。 由于各方“拥戴”，段祺瑞表示愿意出山收拾局面，各政治军事势力的代表遂云集津沽，一时间，天津成为中国“政治重心”之所在，政制问题的讨论由是提上议程。1924年11月13日，天津会议召开，列席者有张作霖、冯玉祥、卢永祥、李景林、张宗昌、贾德耀、陆宗舆、王芝祥、陈宦、章士钊、段芝贵等40余人。会议讨论了包括国会存废、战争善后等诸多问题，但与会者关注的首要问题则是“将来政府之组织，采何种制度”[6]。在这个问题上，因利益不同，各方意见分歧颇大。政变之初，北方国民党人徐谦等曾提出废除总统制，改行委员制的主张，得到冯玉祥及其国民军的赞同。唐绍仪也主张实施委员制，由各省区“各举一人，组织委员会”，再由委员互选一人为委员长，主持政务，但其职权较总统为小。与唐联系密切的章太炎则从言论上予以配合，发表《改革意见书》，认为实施委员制，“以合议易总裁，则一人不能独行其北洋传统政策”，有利于结束北洋派的武力统一政策，实施“分立数国”的地方自治主义。当时曾议及一旦实施委员制，当以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为骨干，再加入若干社会名流，共同执政。[7](p654) 段祺瑞、孙中山等人的意见则反是。天津会议上，段之左右曾明确主张采择总统制，甚至提出“推孙为总统出洋，段为副座兼阁”的意见[8]。推孙为总统虽未必出于段的本意，欲维持总统制则是事实。孙中山及南方政权亦主张实施总统制，早在反直军事行动开始之前，汪精卫、廖仲恺、许崇智就曾与在段祺瑞身边担任与各方联络工作的邓汉祥，为曹、吴倒后究竟是由孙中山还是段祺瑞担任总统进行磋商。当时曾提出两种方案：一是孙中山任总统，段祺瑞任国务总理；一是段任总统，孙任总理。而邓汉祥的意见则是“孙先生任大总统最为合适”，曾承诺将国民党的意见转告段。[9](p415)在孙命胡汉民起草的致段祺瑞的电文中，有“国以内，兄主之；国以外，弟主之。在津候弟到，同入北京，商定国基”之语[10](p681)，与段氏左右所言异词同义，可见南方国民党人亦主张总统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