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01；D6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3815(2008)-02-0019-07 中共十七大从中国新的历史起点出发，向国内外、党内外揭示了举什么旗帜和走什么路的政治宣言和行动纲领。从中共历史看，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历来就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问题，贯穿于中共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整个历史过程。考察党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实践历程和历史经验，对于加深认识党的十七大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的重大意义，具有丰富而深刻的启迪。 一、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探索贯穿于党的整个历史实践 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中国共产党是唯一一个具有长远目标和肩负宏大使命的先进政党。在引领社会发展进步的征程中，各个阶段的历史条件、时代环境和具体任务不同，中共所面临的情况和要解决的问题也不一样，反映在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上，就必然具有不同的内容。综观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实践，先后经历了六次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探索。 第一次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探索发生在建党时期，其核心是解决中国社会向何处去的抉择问题。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的80年里，致力于救国救民的先进分子曾高高举起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旗帜，希冀通过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道路来挽救中华民族的颓势和厄运。经过多次尝试以后，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认识到“欧花必不可移植亚土”①，就是说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旗帜和道路未必适合中国。五四运动前后，中国知识界围绕着到底选择什么样的思想旗帜和走什么样的道路展开过各种讨论，比如关于主义问题的争论、关于中国能不能实行社会主义的探讨、关于马克思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的讨论，等等，涉及的都是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对各种旗帜和道路进行过充分的比较，特别是在以下两个选项上更为重要：一是继续坚持原先打出的资产阶级革命的旗帜，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道路；二是改换门庭，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走俄式革命的道路。1918年7月，李大钊写《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明显表明了在旗帜和道路选项上的变化。他说：此前，欧美近世国家及政治，“莫不宗为式范，流风遐被，且延及于亚洲矣”，而俄国十月革命的发生，则代表着“世界的新文明曙光”、“世界的新潮流”②。当时风华正茂的毛泽东也进行了认真的选择。1921年1月，他在新民学会长沙会员大会上发言，罗列了流行于当时中国的各种主义，分析了这些主义的可行性，表示自己赞成仿效俄国革命，“因俄式系诸路皆走不通了新发明的一条路”③。他还与新民学会会员以及留学法国的蔡和森在通信中讨论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认为这个问题很重要。他在给罗章龙的信中说：“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④他告诉蔡和森，陈独秀等人正在组织共产党，他们在上海创办的《共产党》刊物“颇不愧‘旗帜鲜明’四字”⑤。毛泽东以鲜明的态度表明自己赞同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后来毛泽东在论及这段历史时说：鸦片战争后的先进中国人总是想学西方国家走的现代化道路，但总是行不通，十月革命后，迫使他们“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可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⑥。建党时期，马克思主义旗帜和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这样的反复比较和慎重选择下确定的，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旗帜和道路问题得到解决的产物，它使中国革命发生了焕然一新的变化。 第二次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探索发生在土地革命和抗日战争时期，其核心是解决马克思主义旗帜如何举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如何走的问题。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的三个月里，中国共产党首先解决了更换旗帜的事情。“以前还是用国民党旗帜去号召，以后便不要了，改用红旗”，“民众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之下，自己武装起来夺取政权”⑦。历史的转折关头，中国共产党亮出了自己马克思主义的这面旗帜，开始走上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但是，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在旗帜和道路问题上中共还处于懵懂茫然之中。照搬马克思主义书本上的知识和仿效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模式，成为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和走无产阶级革命道路的最初特征。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党内的矛盾焦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为思想认识上是将马克思主义停留在现成结论的理解上还是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二为实践道路上究竟是以城市为中心还是以农村为中心。由此发生的旗帜和道路的探索表现为两种形式的斗争，一是坚持教条主义和反对教条主义，二是走“城市中心”道路和走“农村中心”道路。毛泽东从领导工农红军开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起，就从实践上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但是，因为马克思主义书本上从来没有说过共产党到农村建立根据地的道理，所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就被一些党中央领导人视为错误的道路而加以批评，指责毛泽东“不特别注意城市工作，想‘以农村包围城市’，‘单凭红军来夺取城市’，是一种极错误的观念”⑧，甚至以“山沟里的马列主义”加以讥讽。这些坚持“左”倾错误的中央领导人也在搞马克思主义，也在干革命，但却把旗帜举偏了，道路走歪了。在他们看来，书本上写明白了的马克思主义知识才是圣经，走俄国革命的路就是要把它们的全部革命模式复制过来，否则就不是正道。这样的思维方式支配中共中央领导多年，一直到20世纪30年代末毛泽东形成新民主主义理论时才开始被逐渐地纠正过来。抗日战争中，中共遭遇到空前残酷的环境挑战，经历了各种风险考验，如果党内没有解决好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问题，就难以战胜挑战和应对考验。从这个角度看，毛泽东1927年将革命的重心转向农村，1929年强调反对主观主义，1930年提出反对本本主义，1938年倡导马克思主义必须中国化，1939年阐述新民主主义理论，1940年后领导延安整风运动，都是围绕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而进行的探索。可以说，这个过程中的收获有两条，一条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中国革命道路得到全党的认同；另一条就是全党弄清楚了什么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1945年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表明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共举什么旗帜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得到了真正的解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