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建国初期中共对乡村社会国家意识的培养 谢迪斌（华南师范大学行政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90） 建国初期，中共对乡村社会进行了以土地改革与合作化为核心的全面改造，内容广泛而复杂，其根本目的就是要把处于离散状态的乡村社会，纳入到国家主导的现代化进程中，依靠乡村社会的经济支持来完成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资本积累。要达到这一目的，首先必须从思想意识上，对乡村社会进行训练与培养，祛除传统乡村社会对国家的疏离与冷漠，确立一种新的国家政治伦理观，强化乡村社会成员的主体和参与意识。国家意识培养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培养乡村社会在经济上支援国家建设意识，使乡村社会将“支援国家建设”作为一种道德义务、道德标准和道德需要；其次，培养乡村社会参与国家政治事务的意识，纠正乡村社会的政治冷漠感、提升乡村社会的政治参与意识和能力；再次，培养乡村社会对国家在文化上的认同与归属意识，培养乡村社会对国家的感恩意识、忠诚意识和全局意识。 摘自《求索》（长沙）2007.11.227~229,95 关于八七会议研究中的几个问题 郭德宏（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 北京 100091） 八七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它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次“转折点”或“转折关键”，但不像后来的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转折那么彻底，因而不能将它与遵义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并列；毛泽东在会议上提出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重要论断，但不能说这次会议是确定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核心的“初始标志”；八七会议通过的历史文献中，并没有“总方针”这样的表述，它所说的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与后来所说的土地革命、武装起义的含义并不一样；八七会议存在这明显的历史局限。 摘自《湖北行政学院学报》（武汉）2008.1.13~17 “三自政策”与新桂系的军阀政治 谭肇毅（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 桂林 541000） 蒋桂战争后，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利用国内军阀混战、政局动荡的复杂形势割据广西，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新桂系为巩固割据政权，打着实行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旗帜，于1929年提出“自卫”、“自治”、“自给”的“三自政策”，整顿省政，致力省内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的建设。“三自政策”是新桂系经营广西并准备重新向外发展的基本方略，集中体现了它的政治诉求。民国时期，军阀割据，派系林立，政治混乱，各派势力都施展各自潜能和手段，巩固根据地盘。“三自政策”集中表现了新桂系独具特色的军阀政治。 摘自《史学集刊》（长春）2008.1.61~68 民国时期乡村建设的派分与联合 曹天忠（中山大学历史系 广东 广州 510275） 乡村建设运动的显著特点是“化整为零”。这与坊间将乡建运动简单等同于乡建实践，大相径庭。同时，乡建运动欲打破天然所具有的地域性限制，提高效率，扩展为全国性的运动，达到复兴民族的最终目标，必须进行更大范围和成都的联合。这些都表明，乡建各派联合成为理解和重新把握乡建内在理路的关键。以全国乡村工作讨论会为主要桥梁和纽带的联合，包括民间各派之间“从小而大”以及民间各派与官方“自下而上”两大方面。后者联合成效不彰，制约了整个乡建的效果。从中可知，乡建派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没有原来所说的那样紧张，而与国民政府的合作，也不如想象中的那样密切。 摘自《社会科学战线》（长春）2008.2.123~1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