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11月，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汇聚莫斯科，举行会议并发表了由12个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签署的《莫斯科宣言》和64个共产党及工人党签署的《和平宣言》。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这是自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诞生以来，全世界共产党人召开的规模最大、人数最多的一次会议。①那时美国的情报分析官员就指出：这次“共产主义峰会在莫斯科举行，显示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统一和凝聚力”，是“第一次‘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全体会议。正因如此，共产主义者认为此次会议是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后最伟大的里程碑”。②令人遗憾的是，对这一历史过程，尤其这次会议究竟是如何筹备、如何召开的，在中国、俄国及以前的各社会主义国家，都缺乏专门研究。③ 以往，人们想当然地认为，莫斯科会议得以召开，是由于苏共的倡议，并得到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党的支持和响应。④最近披露的档案文献和回忆史料表明，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召开各国共产党协商会议并发表一个共同宣言的主张，是中共首先提出来的。不仅如此，在会议筹备和召开过程中，毛泽东也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在莫斯科扮演了不是主人的主人角色，成为这次会议的幕后总导演。 如果说在波匈事件期间，中共还只是协助苏共处理东欧问题，那么在莫斯科会议上，中共已经与苏共平起平坐，并列为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者。⑤1957年底中苏之间的同盟关系达到了顶峰，这次会议无疑可以视为中苏两党紧密配合的经典之作。⑥但是，莫斯科会议后不久，中苏同盟便出现了裂痕，并很快发展到水火不容的地步。导致分歧和引起争论的，恰恰是对共同宣言的不同理解，双方相互指责对方背叛了莫斯科会议的路线。⑦这就是说，莫斯科会议已成为中苏同盟关系发展的历史转折点。 苏共二十大提出了一整套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方针和新思路，但是正如毛泽东所说，也确实“捅了娄子”，引起了社会主义阵营的思想动荡和组织混乱。⑧如何稳定局势，把社会主义大家庭重新组织起来，是莫斯科和北京都在用心思考的问题。 在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阵营的表现形式是1947年成立的以莫斯科为中心的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⑨后来由于苏共强行把南斯拉夫党开除出情报局，并组织对铁托的政治围剿，甚至以此为名直接参与和指挥对东欧各党的清洗，引起社会主义各国对情报局的极大反感和恐惧。⑩到1952年，即斯大林去世前，情报局的活动基本停止。(11)在二十大期间，苏共中央主席团召开会议，通过了解散情报局的决定。在讨论各国共产党今后如何开展活动时，米高扬建议成立区域性的情报局组织，并继续出版杂志或报纸，这个建议被多数人接受。赫鲁晓夫提议这个机构的名称可以叫做“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委员会”。会议委托赫鲁晓夫等人与原情报局成员国代表及中国代表会晤，听取意见。(12)目前还没有史料表明，在大会期间苏共是否与各国党商谈过这个问题。只有南斯拉夫驻苏大使米丘诺维奇回忆说，3月29日赫鲁晓夫与他谈话，介绍了苏共中央关于建立区域性共产党组织的设想：国际形势本身要求为各国共产党的合作而建立四个新的地区性组织，即欧洲两个，亚洲、美洲各一个。赫鲁晓夫一再强调，社会主义国家必须组织起来，联合行动，还说目前欧洲各党正在协商，米高扬则到亚洲各国去商谈。他特别提到要去中国，因为对这件事“中国人有什么想法是十分重要的”。(13) 毛泽东的确有自己的想法，他曾经对情报局一类的共产党国际机构很感兴趣。当1947—1948年中国内战爆发而中共已经决定与苏联结盟时，毛泽东对共产党情报局表现出极大的热情，至少在苏共看来，中共可能有意搞一个“东方共产党情报局”。(14)1949年春，缅甸、马来亚、印度支那共产党致函中共中央，建议成立东方各国共产党情报局。但毛泽东认为中国内战尚未结束，时机还不成熟，没有答应。(15)是年夏天刘少奇秘密访苏期间，提出了中共参加欧洲情报局的问题。斯大林的回答是“根本没有必要”，但认为东亚各国的情况与中国类似，可以考虑建立“东亚各国共产党联盟”。(16)后来由于朝鲜战争爆发，此事耽搁下来。到斯大林去世，特别是1955年中国紧随苏联之后与南斯拉夫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时，情报局在欧洲已经无人理睬。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重提建立类似情报局的共产党组织，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因此，苏共的这个建议被中共否定了。 1956年3月米高扬访问印度、缅甸后来到北京。1957年11月，毛泽东在莫斯科与哥穆尔卡谈话时回忆说，米高扬当时表示，苏共中央建议各国联合出版一个刊物，还提到要成立联络局。毛泽东明确表态：不赞成办刊物和设立机构。毛说，过去情报局搞刊物，结果并不好，第三国际和情报局给人的印象都太不好。如果现在搞联络局，那么害怕的就不只是西方，像印度这样的国家也会害怕。毛泽东的建议是“有事开会商量”，召集人当然是苏联比较好。“你们召集会议我们到，有事开会，无事不开。”(17)显然，中共虽然也主张各国共产党应该协调行动，但方式不是建立机构和办刊物，而是开会解决问题。目前看到的史料没有显示苏共对此做何反应，不过有一点可以断定，苏共因批判斯大林引起混乱，正面临窘境，如果没有中共的支持，建立联络委员会和创办新刊物的设想都是无法实现的。 尽管还没有商量好如何继续开展活动，但取消情报局是大家的共识。1956年4月13日苏共向各国共产党发出了关于停止情报局活动的通报。(18)4月18日《真理报》发表公报宣布，情报局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同时还提出，在新的条件下，能够和应该找出建立各国共产党之间“联系和接触的新的有效方式”。《人民日报》转载了这条消息。(19) 情报局虽然解散了，但各国共产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还是必要的。在4月13日给东欧一些党关于解散情报局的信中，苏共中央提出，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之间接触和联系的方式问题，应该在近期举行的会晤中得到解决。为此，6月22—26日在莫斯科召开的华沙条约国政治协商会议讨论了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之间相互接触的形式问题。(20)6月3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通过了《苏共中央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决议草案》。鉴于此前出现的问题，决议对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做了许多限制性解释，同时提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联系的必要性：“在新的历史情况下，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这样的工人阶级国际组织停止了自己的工作。但是，这绝不是说，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上的革命的兄弟政党的国际团结和接触的必要性已经失去意义。”恰恰相反，现在“各国工人阶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思想团结和兄弟般的团结尤其是必要的”。(21)这一点不仅苏共和中共看得很清楚，其他各国共产党也有这方面的要求。如法共总书记多列士在第十四次党代表大会的报告中表示，情报局停止活动后，各国共产党日益仔细地考虑各自国家的民族特点，但必须加强联系，以解决“国际工人运动的方向问题和各共产党之间的团结问题”。(22)正当苏共中央紧锣密鼓地与各国共产党协商的时候，爆发了波匈事件，事情只得拖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