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世界现代化角度分析，工业化是指人类社会从以农业经济为主转向以工业经济为主的过程，既包含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转变和生产效率的提高，也包括同时产生的阶级结构与城市化等方面的社会变化，可以归纳为依次递进的三个层面：机械化生产、工业经济、工业社会。自18世纪后半期工业革命形成的现代机械化生产，首先引起整个经济领域的变革，进而形成以精密机械与大型企业生产为中心的现代工业经济。同时，工业经济的建立进一步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变革，形成一种区别于农业社会的工业社会[1](P11-12)。然而，迄今鲜为人知的是，对于工业化进程的这三个层面，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①就作了明确阐释和可贵的理论探索，阐发出独具特色的、至今仍颇具新意的工业化理念。 一、工业化与机械化 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中国知识界开始高度关注工业化问题。从思想史角度而言，这与该时期的两大思想动态密切关联。20世纪30年代，中国知识界开始由五四新文化以降的“西化”理念引伸出一种“现代化”理念，并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知识界设计中国发展路向的一个理论基点。而工业化，又被视为现代化的最核心问题②。同样在20世纪30年代，知识界“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讨论进入高潮，在这两种观念的长期博弈中，工业化成为一个明确的思想主题。然而，在当时及其之后的抗战初期，中国知识界所理解的工业化，大多等同于机械化。 中国知识界把工业化理解为机械化，在他们从1930年代初开始阐释的“现代化”理念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他们看来，现代化的核心是工业化，而机械化就是工业化。所以，在1930年代和抗战初期，知识界在阐释现代化问题时，机械化就成为工业化的另一个表述形式。 1930年代初以降，知识界开始把以西方文化为主体的现代文化看成是一种“机械文化”。这方面，胡适具有先见之明。1930年，他明确将中西文化的根本区别归结为机械和电气。他论述说：“一个民族的文化，可说是他们适应环境胜利的总和。适应环境之成败，要看他们发明器具的智力如何。文化之进步就基于器具之进步。所谓石器时代、铜器时代、钢铁时代、机电时代等，都是说明文化发展之各时期。各文化之地域的发展也与历史的发展差不多。东西文化之区别，就在于所用的器具不同。近二百年来西方之进步远胜于东方，其原因就是西方能发明新的工具，增加工作的能力，以战胜自然。”所以，他得出结论说，“这才是东西文明真正的区别了。东方文明是建筑在人力上面的，而西方文明是建筑在机械力上面的”[2](P200-201)。 继胡适之后，把机械化视为现代文化的基础，就成为知识界的一致结论。在1933年7月上海《申报月刊》发起的中国现代化问题讨论中，大家就偏重于把工业化等同于机械化。如顾毓瑔就发表了与胡适完全一致的意见。他将“机械动力”视作“现代文化”的主要生命素，认为近两个世纪中，“人类文化的基础，新从人力改为机械动力”；“中国落后的原因，是缺乏现代文化的主要生命素——‘机械动力’”[3]。蒋廷黻亦是1930年代系统阐释“现代化”理念的重要论者。从1930年代初至抗战初期，他在把现代化定义为科学与工业时，经常用“机械”一词表述工业概念。1936年10月，他在《中国近代化的问题》一文中，便将“近代世界文化”直接称为“科学机械文化”，认为“这种科学机械文化发源于欧洲西部，近代史就是这种文化的发展史”。相应地，他将“近代化”定义为“科学化”和“机械化”[4]，并在其所著的《中国近代史》中将“近代文化”归纳为三点：即科学、机械和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5](P2) 从1930年代初到抗战时期，中国工业化问题日益受到中国知识界的关注。从1930年代初至抗战爆发以前，吴景超、贺岳僧、陈序经等工业化论者与梁漱溟等乡村建设论者之间，曾展开长达几年的“以农立国”与“以工立国”的讨论。抗战时期，身处空前规模的现代战争环境，知识界对中国工业化的必要性有了更真切的认识，更加高度关注中国的工业化问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的知识界关于中国工业化必要性的理论分析，大多偏重于机械化等生产技术面相。如吴景超是1930年代最著名的工业化论者，他一直把工业化理解成机械化。1934年11月，他以美国和中国为例所作的“机械的生产方法”与“肉筋的生产方法”的对比，在当时关于中国工业化问题讨论中，曾颇具号召力：“筋肉的生产方法，对于人民福利上的贡献，无论从那一方面着眼，都不如机械的生产方法。……这是美国人富而中国人穷的主要原素。我们认为中国人现在应当积极的努力，用机械的生产方法，去代替筋肉的生产方法。”[2](P723)1936年11月，吴景超再次表示，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核心是机械化的问题，“近代化的主要条件，便是用机械的生产方法，来代替筋肉的生产方法。”[6]显然，这里的机械化与工业化同义。到抗战初期，已随翁文灏任经济部秘书的吴景超，仍把工业化理解为单纯的机械化，并把工业化的特征归结为两点：一是生产方法的机械化；二是人口的职业分布由农业向工业、商业、交通业、运输业等行业的转移[7](Ｐ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