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K25，26；C912.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童编号］0583—0214（2007）12—0108—10 民国时期，全国从大都市到小城镇出现众多的中山路以及以三民主义名词命名的道路，这些道路改变着原有的城镇空间结构。对此，学术界没有专门进行深入研究。笔者认为，道路是一个社会有机体的血脉网络，它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而道路系统则是一个城镇空间结构划分的重要表现形式，同时是城镇文化与记忆的载体。中山路与三民主义道路系统的广泛建立，是国民党国家权力向空间与社会渗透的结果，它改变着城市的记忆系统，影响着生活在这些城镇的人的观念意识。因此，对于这一课题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深化国民党统治技术的研究。 一道路命名与中山符号空间化 地名的形成受山川地势、地理位置、地貌特征、风俗习惯、文化背景等多重因素影响，政治地名则直接体现统治者的政治诉求。地名作为人类生活中最早出现的空间符号之一，承载着人类的文化印迹，并通过空间化而代代相传。因此，地名是社会记忆的空间载体，而地名内在政治及文化内涵影响着人们对空间的感受及对政治文化的认同。在传统中国，纪念著名人物的地名极多，但因国家控制力量无法渗透到社会每一个角落，因此，地名的命名一般由地方自行操办。国家在全国范围内统一命名地名兴起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后，它随着国家力量的渗透而逐步进入各个城镇。以孙中山名字统一命名地名，是国民党南京政权建立后的产物，中山路成为全国各地重要而普及化的空间纪念形式。 民国时期人们已经充分认识到“衣食住行，为生活要素……一县之道路，犹人身一部分之血脉耳”。[1] 城市化进程加快，修建道路成为各地市政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孙中山本人就积极倡导修建道路，并对道路与国家兴衰、文明进化间关系进行精辟阐述： 道路者，文明之母也，财富之脉也。试观世界今日最文明之国，即道路最多之国，此其明证也。中国最繁盛之区，即交通最便利之地，此又一证也。故我人欲由地方自治，以图文明进步，实业发达，非大修道路不为功。[2](p222～223) 修建道路成为孙中山发展民生的重要内容。民国官员对此也有深刻认识，王正廷指出：“观路政之良窳，可以瞻国势之盛衰。与夫人民自治之能力，学术文明之进化，尤息息相关也。”[3](王政廷．序)建筑学家也认为：“交通利便，裨益于人民生计”，将来各地均将道路修缮，就可以与欧美相媲美，归根结底，道路是“一国富强之基”。[3](自序p6，正文p1)因此，南京国民政府对于道路建设尤为重视。 随着国民党宣传孙中山崇拜的推广，许多城镇的主干道被命名为“中山路”，希冀达到永久纪念孙中山的目的。早在孙中山逝世后5天，有人已经提出“纪念中山之法”，应该“名其路日中山路，垂誉后世，永矢弗谖”。[4] 而且，修建道路、关注民生就是实践总理遗教，修建道路并命名为中山路可以更好地表明，国民党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的真正继承者。因此，民国时期全国各地出现统一的中山路名称，是国民党政权统一控制、实行有效统治、传输孙中山崇拜的结果。 作为孙中山奉安大典的迎梓大道，南京中山路成为不同凡响的政治象征，而且完全改变了南京原有城市空间格局。迎梓大道由三条中山路构成：自下关码头即孙中山灵柩抵达地至鼓楼为中山北路，鼓楼至新街口为中山路，新街口至中山门为中山东路，出中山门直达紫金山中山陵。中山东路与中山路、中正路、汉中路在新街口街心花园处交汇，由此形成一个中心，这个以中山路为中心呈辐射状的空间布局成为南京城市新的中心格局。为突出中山路至高无尚的政治地位，国民政府在设计中山路时，完全从迎梓需要出发，将中山陵作为设计原点，忽略保护明故宫遗址的完整性。虽然孙中山生前对朱元璋极为推崇，将明孝陵视为政治合法性的象征资源之一，就任临时大总统后立即去谒陵，但南京国民政府却无视这一历史事实，将中山路凌驾于明代文化遗址之上，让“中山东路及其延伸出城的陵园大道，无情地从明故宫遗址和明孝陵神道中穿行而过，人为地将这两处重要的史迹一分为二，破坏了它们的完整性与唯一性”。① 南京原来城市格局历经明清两代及民国初年500多年未改，但却因中山路系统的建立而彻底改观。 作为迎梓大道，中山路原定全程宽40米，后因“沿路有应拆民居，一时无从迁移”，才改建20米宽，在没有房屋的地方仍均建40米。[5] 40米宽的中山路是当时国内最宽的马路，也是当时最长的市内道路之一，贯穿大半个南京城。1928年8月12日，南京市举行了隆重的中山路破土典礼，市长称，修建中山路是“扫除封建工作”的开始，强调中山路“大道成功，始渐完成总理民生主义中行的问题……修治道路运河以利民行，诚以道路为人人所共有，其在国家，则犹血脉之在人身……南京而无完善大道，不惟无以利行者，又何以慰总理在天之灵，此次共筑大道，实秉承总理遗志，建设艺术化之南京，故即以中山名之，示尊崇之意，亦使行此道者咸知先知先觉惠我于无穷也”[6]。 中山路既是市政工程，更是政治工程，修建过程中因拆房引起许多居民不满，要求改线，但南京市政府明确中山大道是迎梓大道，“不能不牺牲少数人的利益”。[7] 由于奉安大典时间已定于孙中山逝世纪念日即1929年3月12日举行，中山路修建工程必须于1929年2月完工。但因拆迁困难、气候恶劣等原因，工程延期，奉安大典也随之延期。尽管工程延期存在客观原因，但国民党视中山路工程延误是严重的政治问题，首都特别市政府遂以工务局长“玩忽职守，以致延期”为由，将其免职。[8] 最终，中山路于3月底完工，南京市政府举行庄严隆重的开路典礼。[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