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爆发的中日战争，为什么在1941年12月同太平洋战争融为一体？日本在深陷侵华战争泥沼后，为什么又对以美国为首的第三国开战，走上自速其亡的绝路？许多年来，学界已作了不少考察。① 而对于中国这个最大的受害国来说，由于人们对当年日本决策者的利令智昏和侵略野心的恶性膨胀等最根本的原因有一致的结论，因此一般视之为不成问题的问题。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在目前的日本，对这个似乎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刺耳的声音又在重现。其中，不仅有右翼重复军国主义时代的宣传，再次鼓吹“大东亚战争是为了解放亚洲的正义战争”，还有一些内心善良的人们，也对日本在联接这两场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提出种种疑问：或者否认这两场战争的内在联系，认为它们完全是性质不同的两回事；或者主张日本本来除解决中国问题外别无他求，引发太平洋战争的主要原因是中国的“以夷制夷”或神经过敏的美国人对日本的不当压迫，等等。另外，还有一个比较带普遍性的观点，是把一切责任都归结于日本的军部，认为日本政府只是出于无奈地被军方牵着鼻子走。这些现象提醒我们，要真正汲取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的历史教训，对有关这两场战争的一些重大问题的认识，就不能停留于普遍性的结论，而必须继续深入研究它们的具体过程与原因。关于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之内在联系的问题，由于它的复杂性，更应从各个当事国的各种侧面进行细致的分析，而其中尤其亟需从日方自己的原始档案出发，究明日本的角色。 本文作为这种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着重于从“日本的国际战略”的角度，揭示其在联接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中所起到的关键作用。这个国际战略包括五个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的基本点：（1）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针；（2）配合这一方针的对第三国的政策；（3）对九国公约与既有世界秩序的态度；（4）对国际形势的判断；（5）对“中国问题”与“世界问题”相互关系的应对。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综合性的课题。为了兼顾篇幅的制约与突出重点的需要，本文在归纳笔者迄今所作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在论述中采用了宏观考察与微观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其中，第一节至第三节为宏观考察部分，对象时期为1937年7月中日战争爆发至1939年7月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条约的两年，重点为日本对第三国方针的演变过程及其在日美关系上造成的后果。第四节至第六节为微观分析部分，对象期间为自美国废约通告至1940年1月日美谈判破裂的半年。为了给剖析战时日本的军、政关系提供一个实例，本部分把焦点放在对日本外务省所起作用的验证之上。最后，第七、八两节在概括日本在国际战略上与中国殊途同归的经纬以后，对全文作出总结。另外，由于美国是当时最重要的第三国因素，也由于日本是以对美开战打响了太平洋战争的第一枪，本文关于日本对第三国关系的探究，主要以日美关系为事例。 一、战争初期中日双方在国际战略上的对立 1931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如何解决中日纷争成为中日两国当局的最大课题。在围绕这一课题所应贯彻的国际战略上，双方一开始就采取了截然相反的方针。关于中方的国际战略，笔者曾在拙稿《抗战前期国民政府对日美关系的反应》② 中，根据蒋介石当年的有关发言，将其归纳为以下几个基本点： 第一，中日问题不仅是中日之间的问题，还是太平洋问题和世界问题。因为，中国现在是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受列强的共同压迫，是“世界各国的公共殖民地”。而日本的侵华是为了独占中国，因此必然触犯第三国的在华利益而引起他们的干涉。另外，侵略中国只是日本的第一步，日本的最高目标是混一东亚，做东洋的盟主和争夺太平洋的霸权。在这一最高目标的统率下，“他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要并吞中国，“须先征服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因此，中日问题最终必然导致日本和世界各国来决战。 第二，日本的最大弱点在国际关系，中国的最大利点亦在国际关系。因为，日本的敌人“不止中国一国，最大的敌人还在旁边；我们中国在他正面，美国在他后面，苏俄在他右侧面”，“英国在他左侧面——南洋”。“国际上无论在战略政略上说，正面以外，当然应该算到侧面和背面，侧背方面如其有了对敌，这对敌的兵力如果运用得法，就可以当得过正面二倍三倍甚至十倍以上的效力”。 第三，由于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国家，内部分裂和混乱，经济、教育、军事等一切均落后于敌，故中国仅靠本国之力无法抵抗日本，必须借助国际力量的支持，共同制敌。而中日问题的“世界意义”则使中国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日本人虽然具备了一切军事的条件，可以侵略中国，并且可以和任何一个强国开仗，但绝没有力量可以战胜列强，可以压倒世界的一切，来实现他侵略的野心。”③ 基于上述这些观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决策层在日本侵略者步步进逼的严酷环境中，把“国际形势的变化”即“世界各国和日本决战”，视作中国的最后希望，并据此确立了两个具有内在联系的原则以作为对日国际战略的核心，即坚持中日问题须在国联、英美等第三者介入下国际性解决，拒绝与日本单独解决；在国际性解决时机成熟以前，坚持拖延时间，暗联列国，致力于中日问题的国际化，以借助国际力量共同制日。④ 1937年7月对日抗战正式开始后，国民政府在国际战略上进一步坚持了“九·一八”以来的原则，并特别注重以下三点：第一，再次将问题诉诸第三国和国际联盟，并强调中日冲突包含的世界意义，重申“中日问题的解决，应该使各国参加”，以打破日本排斥第三国干涉的阴谋，加速中日问题的国际化。⑤ 第二，揭穿日本对既存条约体制的口是心非态度，高举拥护既存条约的旗帜，藉以深化日本的孤立，并“名正言顺地责备有关各国履行其盟约上的义务，使中国抗战在国际上成为正大光明之事”⑥。第三，就是时任驻美大使的胡适所概括的，“凡涉和战大计，总不外‘苦撑待变’四字。所谓‘变’者，包括国际形势一切动态。而私心所期望，尤在于太平洋海战与日本海军之毁灭。”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