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至抗战胜利初期，陕甘宁边区(以下简指边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选举运动，搞的颇有特色，且取得了显著成绩，对其进行深入研究，可以总结中国共产党在这一时期搞民主选举的经验教训，更可为新形势下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供一些借鉴和启示。目前，学术界对此问题的研究已取得了不小的突破，现将近年来有关这一问题研究的主要观点梳理如下，以期推动研究的深入开展。 一、研究概况 在研究著作方面，以“陕甘宁边区选举”为专门研究对象的专著并不多见，但有较多论著对该问题有所研究或涉猎。以下是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宋金寿、李忠全主编的《陕甘宁边区政权建设史》一书，详细考证了边区三次民主选举的运行过程，并在此基础上，总结了第一次选举的经验，分析评价了第二次选举的结果，论述了第三次选举的步骤和主要特点。①杨永华著《陕甘宁边区法制史稿》，主要从选举法立法角度，阐述了边区选举立法的种类、基本内容及立法的三大原则，梳理了三次普选运动的历史发展脉络，并指陈了选举的伟大成绩，总结了贯彻执行选举法的基本经验。王颖著《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选举制度研究》，着重分析了边区三次选举运动的运行情况，并总结了抗日民主政权选举制度、解放区民主政权选举制度的主要特色及其产生的政治影响。②此外，在王双梅著《历史的洪流——抗战时期中共与民主运动》，杨圣清著《新中国的雏形：抗日根据地政权》，梁星亮、杨忠虎、宋炜主编《中共延安时期局部执政史论》，荣敬本、罗燕明、叶道猛著《论延安的民主模式——话语模式和体制的比较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学会、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编《抗战时期的陕甘宁边区》，靳铭、曾鹿平主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雏形——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制度研究》，王杰之著《论陕甘宁边区抗日民主政权成功创建的基本经验》，王寅城编写《陕甘宁边区》等著作中，也都不同程度对边区选举问题进行了研究和考证。在近些年翻译出版的外国人的著作中，李寿葆主编的《斯特朗在中国》；美国人杰克·贝尔登著，邱应觉、杨海平等译《中国震撼世界》；美国人马克·赛尔登著，魏晓明、冯崇义译《革命的中国：延安道路》，也略涉及对当时边区的选举状况的介绍及评价。 在论文方面，出现了一大批专门的研究成果，对这一时期边区的选举进行了多角度分析和研究。付世魁较为详细地论述了边区乡级选举的实施情况，并分析指出了边区乡选的伟大成就和历史启示。③张晓泉对边区1937年选举进行了专门考证，细致分析了此次选举的运行，总结了选举原则和选举的特点，并概括了选举的政治影响和时代作用。④成国银着重论述了1937年边区选举的运作程序和经验作用；⑤蔡素星论述了边区选举的步骤，并提出了五点启迪；⑥汪俊玲、王立梅论述了边区选举所经过的两个阶段和选举的效应，并得出了三点启示；⑦马若龙分析了边区选举的经验做法，并对现时期的选举作出了一些评论；⑧梁凤荣论述了谢觉哉对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制度建设所作的贡献；⑨张文琳分析了陕甘宁边区的选举法及其实施，总结了边区选举的原则和经验；⑩刘琳详细分析了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的民主选举制度。(11) 也有学者在相关领域研究中，对此问题有所涉及和研究，提出了一些建设性的观点。如陈先初的《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民主建政的历史考察》；王建朗的《浅议抗战时期民主进程中的几个问题》；任中和的《由工农苏维埃政权到抗日民主政权的转变》；刘勇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红色政权选举制度的沿革及特点》；张鸣的《中共抗日根据地基层政权的选举与文化复归》；张生、袁新国的《实体民主与程序民主的历史关照——中共抗日根据地民主实践透视》；关太兵的《选举权的实现与竞争性选举》；谢庆龙、肖兵玲的《论抗日战争时期我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民主执政》；陈昌保的《试论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权的特色》；邹通祥《新民主主义时期的选举制度》；王振国的《我党在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中的革新之举》；张长明、李祥的《抗战时期毛泽东与陕甘宁边区民主建设》；贺永泰、刘常喜的《延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乡村自治》；杨永华的《陕甘宁边区人权法律的颁布与实施》；李梅的《浅析延安时期民主政治建设与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此外，山东师范大学刘爱国在其硕士论文《抗战时期中共陕甘宁边区执政实验及现实思考》，华中师范大学刘霞在其硕士论文《试论陕甘宁边区的民主政治建设》中，也对此问题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考证分析和经验总结。 二、边区选举的背景研究 对于边区开展选举运动的时代背景，有学者从政权建设角度出发，强调因为抗战的爆发，国共组成了抗日统一战线，工农政权改为抗日民主政权，在这一时代背景下，选举运动深入开展。如王颖认为，抗战爆发后，国内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抗日民主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相比，性质发生了改变，因而选举制度也发生了重大的改变。(12)宋金寿、李忠全也认为，抗战爆发后，苏维埃的民主制不利于更广泛地吸引抗日党派和阶级、阶层参加国家的管理，发挥作用。这样，中共决定采取议会民主制，选举出容纳边区的一切抗日党派和阶级、阶层的民主政权。(13) 也有学者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角度，简要指出了边区选举运行的成因。如张生、袁新国认为，抗战时期，尽管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已经承认陕甘宁和晋察冀边区的合法地位，但他们也经常尝试局部地取消中共领导的军队或根据地的合法性，这使中国共产党在抗战八年间经常地处于合法性的“焦虑”中。民意是最权威的合法性来源，为解决合法性问题，中共方面直接引进民意。各根据地实行的选举和“议会”或“准议会”制度，是民意运行的平台，也是将民主从规定转变为现实的管道。(14)梁星亮、杨忠虎、宋炜指出，广大民众的政治参与是党在延安时期局部执政获得合法性的主渠道。(15)王双梅也指出，1937年7月，为了促进正在进行的国共谈判，以实际力量争取中共及其政权的合法存在，从中旬开始，中共在陕北各地开始进行民主选举。(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