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贵神速、先发制人，车马未动、粮草先行。自古以来交通及其速度就是军事斗争取得胜利之保障。早在1870年代，李鸿章出于防务之考虑，提出架设电报、修筑铁路，“有事之际，军情瞬息变更，倘如西国办法有电线通报，径达各处海边，可以一刻千里，有内地火车铁路，屯兵于旁，闻警驰援，可以一日千数百里”。① 民国初建，汤寿潜说：“铁道之用，以速统一，固军防。”② 无疑，在列强环伺、狼烟烽起的近代，战争对新式交通的建设与发展影响至巨。那么，近代战争与新式交通建设间的关系如何？战争是如何对交通造成致命破坏的？其破坏程度如何？新式交通作为现代化程度最高的部门，其破坏之后续影响如何？本文以浙江抗日战争与新式交通为中心，进行初步分析。 十年成就：战争乌云笼罩下的建设高峰 （一）首屈一指：主要成就及其地位 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推进交通建设。如国民党“五大”报告，发展交通“以适应国计民生之需要……必须全国上下全力以赴之”。③ 在内忧外患之下，在十年经济建设的高歌声中，在主政者以“筑路为今日唯一要政”思想主导下④，1927-1937年浙江新式交通建设取得了巨大的发展。 其中，轮船航运发展最快。民初十年，新式航运业发展到了高峰，“把小轮船航线推广到当时按自然条件能够通航小轮船的几乎所有河流和港道”。⑤ 水乡浙江进入以轮船为特征的“船老大”时代。国民政府时期，以“航政为交通要政之一，”但“因受不平等条约之束缚，内河航权，丧失殆尽”。⑥ 这一时期主要以拓展各大水系航运潜能、增加联运为主，是民国初年以来轮运高峰的持续。在铁路建设方面。到抗战前全国铁路达1.3万千米，浙江有浙赣、苏嘉、江南、杭甬铁路及钱塘江桥建成，浙江铁路建设进入第二个高峰时期，浙赣线“完全以本国资本人才建筑，并自通车以来，一切管理设施，多能就客商便利方面着想。旅行该路者，每有后来居上之感觉，使社会人士对停滞已久之铁道企业，为之信念一新。”⑦ 公路建设始于1920年代，国民政府成立后，公路开始纳入国家建设规划。1936年6月全国公路通车里程达11.73万千米，浙江近3700千米，其中1934年完成1600千米，这是浙江公路建设的第一个高峰时期，为民国之顶峰。⑧ 公路网基本完成，“此后已由工程重心时期而转入业务重心时期”。⑨ 浙江交通建设在全国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铁路来说，沪杭甬线是1900年代中国民营铁路发展的样板，主持者汤寿潜堪称民营铁路之父；浙赣线是1930年代省营铁路的样板，张静江极力倡议、积极融资并最后建成了一条“几十年前的人所认为不必要或者是不可能的”、从浙江内地通向南方的陆地交通线⑩，被称为“中国新铁路之父”。（11） 业界评说：“以我国物质文明之落后，建设经费之难筹，杭江铁路之工程计划似足为从事建设者之他山片石，而各省之闻风兴起次第修筑。”（12） 浙赣线是1930年代中国筑成的线路最长、最重要的铁路。1935年6月底，铁道部统计全国共有铁路10247千米，其中浙江637千米，其他如江苏1159千米、安徽489千米、广东598千米、江西213千米、福建仅28千米，浙江为长江以南地区之冠。（13） 浙江公路是全国的典范，好评如潮。“近十稔以来，言省道兴筑，浙江实为各省先进”。（14）“近年浙江之得为国人所称赞者以此，而浙江当局之夸示于人者亦以此”。（15）“察全国各省公路之建筑，与浙江省公路建设比较，浙江省公路建筑之成绩，当首屈一指”。（16）“有人还说是中国的模范省”。（17） 据《申报年鉴》，1935年浙江与周边苏（7670千米）皖（6907）赣（10260）闽（6924）4个省份相比，总长最短（4676），但已通车有路面者与总长之比却最高达到67％，达3136千米，仅次于江西（3999），几近苏（1280）皖（962）闽（1301）三省之总和。（18） （二）三轮驱动：经济政治军事的需要 推动浙江交通建设的原因主要是面临的经济建设、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的现实需要。 从经济建设来说。经济发展推动交通进步，浙江省第一家长途汽车公司杭余公司在其《章程》中规定：“承筑省道，通行汽车，以便利客商运输货物为宗旨。”（19） 1928年11月，国民政府认为宁杭公路，“就商业而言，因有兴筑之必要，就政治军事言，尤非兴筑不可”。（20） 杭江铁路是“为谋浙东启发富源，振兴实业，灌输文化起见，爰有建筑铁路之议”。（21） 就政治斗争而言。大革命后共产党从城市走向山村，在江西创立中央革命根据地，走上了武装夺取政权的艰难之路。1930年代初，国民政府提出“交通剿匪”。熊式辉说：“交通为剿匪必要之工具，主张应多筑公路及铁路，以利军事之进行。”（22） 浙江因毗邻江西，交通建设也被披上了浓重的政治斗争之色彩。杭江铁路是（杭州—玉山）因发展地方经济而建，南京认为有利于江西“剿匪”，从而推动其后期建设。 尤其是军事斗争的需要。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警觉到铁路不只是“实业之母”，应列于当务之急的“国防的经济建设”之中，积极“利用外资建造新路”。（23） 一二八事变以后，把连通大后方作为基本方针之一，并把“一切交通事业，除商业化外，尤应注意于军事化。”（24） 华北事变后，我对日态度逐渐强硬，张嘉璈出任铁道部长后制订“五年铁道计划”，以适应国防之需。作为国防前线，浙江交通建设尤显重要，苏嘉、浙赣、江南三线，“成长于战乱之秋，非仅足以振兴实业，提高文化水准已也，对于救国救民，贡献尤多”。（25） 尤苏嘉铁路，因“淞沪停战协定”规定日军永久停驻淞沪闸北、江湾等地，中国军队不得在上海及周围驻扎和经上海调动中转。建成后苏嘉间铁路缩短行程110千米、旅行时间缩短2小时，但它主要是为了避开上海另辟一条从南京直下杭州的战略通道、“增强国防而设”的军事运输线。（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