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东北地区在20世纪初因为俄国的东扩和日本向大陆扩张而成为国际冲突的主要地区之一。日俄战争后“满洲问题”基本上变成了中日冲突的问题。之后，由于日本势力的不断扩张，中日冲突的范围不断扩大，最终导致中日两国的全面战争。学术界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已有许多深入的研究，但对当时日本言论界的舆论宣传则鲜有涉及。本文拟以1929—1933年间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会员在“满洲问题”上的言论为对象，分析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言论界是如何配合日本政府进行反华宣传的。 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是太平洋国际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① 在日本的分会，同时又有一定的独立性。它名义上是一个非政府的民间学术组织，实则与日本政府关系密切。日本上院议员新渡户稻造曾任会长，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前日本下院议员鹤见佑辅、东京帝大教授高柳贤三等都是重要成员。② 1929年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在京都主办了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次年会，随后又出席了1931年在上海举行的太平洋国际学会第四次年会和1933年在加拿大班夫（Banff）召开的第五次年会。在这三次会上，“满洲问题”都是重要的议题。透过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会员的言论，我们既可以看出日本知识界在“满洲问题”上的主张，也可以看出日本政府是如何利用太平洋问题调查会来进行反华宣传的。 按照中国方面的理解，所谓“满洲问题”也就是“东省问题”或“东三省问题”。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在进行中吞并”或者如日本人所说的“经济的自卫”；二是若干尚待解决的悬案，如旅顺大连租借问题、南满铁路问题、日本移民问题及日本干涉中国内政问题等。③ 在1929年召开的第三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上，“满洲问题”开始成为中心议题。这次会议于1929年10月28日至11月9日在日本京都举行，中国太平洋国际学会派代表出席。其时中日关系日趋紧张。会前，日本为了在会上做有利于它的宣传，特派东京帝大教授蜡山政道赴满洲搜集材料。④ 又派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出席会议。松冈“无论巨细事件悉与其代表作周密的协商，事前又与英美各代表极力运动谅解”。⑤ 可见日本方面对此高度重视。 按照原定的议程，“机器文明与传统文化”、“工业化及人口食粮问题”、“太平洋外交问题”是京都会议的主要议题。⑥ 但从一开始，“满洲问题”就成为会议的中心。会议第一天，中国代表团团长余日章发表宣言，历举日本出兵山东、济南惨案及张作霖被炸三事，抨击日本蓄意阻挠中国的统一和进步。⑦ 日本会员听了余日章的发言后非常愤怒，头本元贞要求发言抗议，为大会主席新渡户所阻止。⑧ 又有日本代表提议全体退出，如果日本不是东道主，会议也可能就破裂了。⑨“满洲问题”自此渐为世人所注意，并且成了此次会议讨论的焦点。在全部42次小组讨论中有21次是讨论满洲问题的。⑩ 讨论围绕两个问题展开：一是“满洲问题的由来”；二是“如何解决满洲问题”。 关于“满洲问题”的由来，中国代表指出问题的根源就在于日本实行侵略政策。日本在战胜俄国和吞并朝鲜后，继续扩张，伸其势力于东三省。日本在东三省之利益原本止于经济方面，“岂知日本野心甚大，得陇望蜀，于其权利之外，复肆活动，中日关系，遂陷于不可收拾”。日本会员则辩称，日本伸其势力于东三省，是为了防止俄国的扩张。日本在满洲的军事行动完全是一种“自卫的活动”。（11） 日本会员表示，假使中国能防止俄国之侵入，驱逐俄人于领土以外，日本则不须侵入东三省。至于日本在东三省的利益，则不能止于经济方面，“吾人深信于经济的利益以外，尚有重大军事上之责任。日本之所以进出东三省者，实以中国无力抵御外敌之故”。（12） 日本所谓在“满洲”的经济利益就是要控制满洲的经济资源。会上，日本提出“民族生存权”说来为自己的侵略行动辩护。一位日本会员说，“从国际的眼光看，若是任何一个国家，要尝试着垄断本国的富源，不愿以本国过剩之富源，去适应其他国家之急需，实在是一桩可咒诅的过失。假若个人在生命上、自由上与寻求快乐上所享有之天赋的权利是不可动摇的，那么一个国家的自求生存的权利，也当然是一样的神圣的。由此说来，每个国家自然是应该把它的过剩富源公之于世以适应其他国家之需要了……因此，任何一个国家若采用一种政策，意在以国际上互利的与互助的方法，以确保其经济上与政治上之存在的资格，实在是极其正当而合乎义理的”。又说，“日本因为人口过剩，疆域狭小，生货缺乏的关系，她所遇见的情形，实在严重异常，颇感应付困难之苦。日本若不欲保证其独立国家的存在资格则已，否则她自然要为自己寻出一条出路……一个民族因被迫而寻求出路，实在是她的合法权利，别人应该加以谅解的”。（13） 日本的这种只求自己生存，却不予别人生存权利的谬论在后来的第四次太平洋国际学会年会上再次提出，这令中国会员非常气愤。陈立廷直言不讳地指出，日本的这一论调表明，日本所采取的是他国所已经放弃了的侵略政策。（14） 日本提出的侵略中国东北的另一理由就是所谓“特殊权益说”。日本会员声称日本在中国东北拥有“特殊权益”，类似于英国之在印度、美国之在海地。（15） 这实际上是日本政府的一贯立场。早在华盛顿会议讨论旅顺大连租借地时，日本代表就宣称，“日本目前无意放弃以极大牺牲正式取得之重要权利。该租借地系满洲之一部，因领土接近之故，日本在该地有关系经济命脉及国家安全之生死利益”。（16） 日本的基本立场是：一、日本已在满洲进行了两次战争（日俄战争与中日战争），这一事实使得满洲与日本有一种特殊关系；二、与中国其他地区和其他列强相比，日本在满洲有特殊利益；三、满洲在地理上与日本相近，它的任何动荡都会对日本在满洲的利益构成威胁；四、满洲在过去几年内的经济发展是日本维持和平的结果；五、除非中国出现有能力维持满洲和平并且承认尊重日本在满条约权利之政府，日本的这一政策不会改变。日本太平洋问题调查会秉承日本政府这一看法，大肆鼓吹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谓“特殊利益”。满铁副总裁松冈洋右说，满洲“自昔以来即离中国本部而独立。过去二十年间，满洲之人口增加，经济发展，住民繁荣，皆赖日本保障和平”。（17） 同时日本会员又声称日本无意垄断满洲的富源，愿意与中国在满洲开展经济合作。日本把从满洲获得的经济利益又重新投回满洲，以帮助满洲未来的发展，这对中国和日本都有好处。（18） 针对日本所谓“特殊权益”说，中国太平洋学会会员进行了反驳。徐淑希指出中国自身力求发展东三省，但为日本阻挠而不可能；日本在东三省经济上发展之利益并非共同的，而且日本在东三省的经济设施中无不带有政治意味；日俄战争后，日本获得的在满洲的权益仅限于经济的利益，但日本在满洲设立领事馆，驻扎警察，伸其势力于经济之外，妨碍了中国的主权与统一，这是应该断然废止的。（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