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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驻军图”、“守备图”或“防区图”这些命名，就造成了大家认识此图性质的框框。唯有跳脱出来，才看得见其他的可能性。对照马王堆地形图和天水放马滩木板地图来看，这幅“驻军图”有可能是一张汉代郡国常有普通的箭道行政区地图，在汉代或应名为箭道图或箭道封域图。如此一来，“驻军图”上一些难解之处，或许可以得到较合情理的解释。
这两幅地图的具体内容，大家耳熟能详，不必多说。因我对所谓驻军图的性质有些不同的看法，不得不多说几句。汉代沿边的行政单位因边防需要，一直有较为强烈的军事性，在行政上常常军、民政合一，有时仅以军事性的都尉为首长，不置一般的县令、长，或甚至可以同时有两个以上的都尉。李均明先生曾比较汉西北边塞居延地区和箭道的防务布局，有力地证明了在这类边防地带，军事民政的合一特色。③ 李说也可以有力地证明驻军图上“箭道”的道是县、道的道，是县一级的地方行政单位。当边地出现军事情况时，它也就成为边防中心。 过去大家因图上有“周都尉军”、“徐都尉军”、“司马得军”等等注记，将此图定名为驻军图。因为地图周边有一圈略呈长方形的红色线，又有人名之为防区图或守备图。④ 此外，大家注意到南越国在汉初曾攻陷长沙国数县，普遍认为周、徐都尉军或是为此，由中央调派而来此驻扎，也有学者认为不是中央军，而是长沙国本身的军队。⑤ 不论如何，几乎没有例外，大家一致认定因为南越国的入侵，长沙国或中央调派防军，因而绘制了这幅守备图或驻军图。 这是一条理解此图的思路，说来不是全无道理。地形图只是长沙国南部的一个区域，所谓的驻军图又是地形图所示区域的一部分，这两图和墓主有特殊的关系，应是合理的推想。但是，到底是什么关系？应该有很多可能。命名为驻军图，强调了其军事性，大家在思考时，有意无意之间，不免受到局限，会排除从其他角度去理解此图的可能性。这样是否能掌握到此图的真正性质？不无疑问。 第一，将这幅图的绘制和高后至文帝时期汉与南越国的冲突联系起来，并没有真正直接的证据。图上里户注明有若干“不反（返）”或“今毋人”，或某里并某里，其原因可以很多，不一定非是因南越国攻入所造成。秦楚之际，百姓多逃离乡里，汉定天下之初曾令百姓返还故里，复其故爵田宅。百姓归返故里的速率，迟速不一。此图假使如大家所说绘于高后至文帝时期，离刘邦定天下仅只二三十年，有些逃户不堪一迁再徙，索性落户不归，也是常事。长沙国南部或许就有这样的情况。另一个可能的情况是这些不返的多为汉化尚浅或尚未汉化的越人，还算不上是秦汉治下稳定的编户齐民，而是游离于“编户”与“蛮夷”之间的“新黔首”。他们像张家山《奏谳书》秦始皇时代南郡文书中的新黔首，因不堪边吏役使而逃亡。 第二，如果驻军图真的是在汉和南越国冲突的时期所绘，或如有些学者所说是“前线指挥中心”使用的地图，⑥ 图上似乎应该注记“敌军”之所在，或者注记其兵力布署。这是所谓守备图、驻军图或防区图不可少的内容。这幅图上却完全没有和南越国军事行动或部署相关的标示或文字注记。曾有学者表示：“根据马王堆古地图不成文的体例规定，凡属南越境内的县城村里聚落均不予以表示。”⑦ 姑不论如何能得知马王堆地图绘制时的不成文体例规定，仅仅从许多学者认定的此图是“前线指挥中心”所使用的这一点看，就可以判定其上不可能不注记敌营何在。《管子·地图》说：“凡兵主者必先审知地图。辕之险，滥车之水，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苇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废邑，困殖之地必尽知之，地形之出入相错者尽藏之，然后可以行军袭邑，举错知先后不失利，此地图之常也。”《管子》一书汉世十分流行，其所说地图要素，颇可以和所谓的驻军图相互印证。如要“行军袭邑”，怎可能不在图上标出欲袭之“敌邑”位置？以下再举一个汉代地图上明确绘有“敌邑”山川要塞的例子。武帝欲征闽越，淮南王刘安上书反对。上书中说：“臣闻越非有城郭邑里也...以地图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过寸数，而间独数百千里。”（《汉书·严助传》，页2778）淮南王知道闽越没有像中国一样的城郭邑里，是听说的；他了解闽越的山川要塞，却是从地图上得知。他的地图明显不是“前线指挥中心”的军图，而是诸侯王所能有的一般地图。这样的图上不但可见闽越的山川，还可见到要塞！果如此，岂能想象一张前线指挥中心的地图，反而一无敌人要塞的踪影？如果是因南越国入侵而绘制的地图，图上无论如何应有入侵者的相关注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