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7071(2008)05-0101-05 从19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内地学术界在“重写文学史”的视野中，逐步意识到文学史的当代重构性，意在打通中国近代和现当代文学历史联系的20世纪中国文学史研究也处于不断调整与深化之中。近年来，出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建设的需要，“打通和分界”也一再引起人们的讨论。在这一过程中，香港文学以其自身的存在，不断对内地学术界的文学史研究提出挑战性的历史质疑和建设性的学术课题，成为“重写”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重要出发点。 中国内地高校的中国现当代文学课程一向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分界，然而，当我们关注到1945年至1949年的香港文学时，这种分界就受到了挑战性的质疑。 1945年8月光复后的香港，恢复了港英政府的统治，在国共内战日益激烈的中国内地之外，香港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生存发展提供了一种较具包容性的空间。而在这一空间产生的文学形态并非战时中国文学形态的延续，而是后来1950年代文学的先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左右翼文化势力都进入香港，从而拉开了一直延续到1970年代的左右翼政治势力争夺香港文坛的序幕。有意味的是，当左右翼政治势力对峙不下时，香港文学会在其“僵持”外的空间获得发展；而当政治势力一元主导时，香港文学就会处于政治化的境地。香港光复初期，文坛左右翼的对峙较多地受国共两党组织的操控。中共领导下的左翼文化势力在香港迅速崛起，掌握了一大批报刊、书店、出版社、学校，从作者、编者及其共享空间上构筑了一个左翼文化传播机制，这一机制在全国反独裁、争民主的背景下运行得异常顺畅，几乎主导了此时期的香港文坛。而国民党的文化营垒却几乎布不成阵，这不仅是因为国民党在文化组织的经验上无法与中共同日而语，也与港英当局由于香港治权的归属而对国民政府有所警觉、提防有关。这种政治格局使此时的香港文学政治化明显，甚至成为1950年新中国文学的某种预演。 这种预演的内容首先是左翼文艺政策在香港文坛得到了全面诠释、宣传、推广。以文协港澳分会名义发表的文章清晰地将毛泽东文艺思想置于马、恩、列、斯的学说脉络中来肯定毛泽东《在延安文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的价值，香港文学本地化进程中的方言文学、粤语电影、粤剧改革等也被明确地纳入“大众化”、“革命化”轨道。在中国内地由于解放战争而拖延了宣讲《讲话》精神的情况下，香港文坛左翼力量利用香港和平环境展开了对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学习和阐释，并将其具体化、权威化、经典化，由此展开实验、推行革命文艺政策的实践，为新中国文学形态的形成做了直接的准备。 此时的香港文坛成为1950年代中国内地文艺模式先声的另一明显特征是批判和自我批判。郭沫若《斥反动文艺》等文在香港的发表，预演了日后内地文坛“阶级生死搏斗”的批判模式，而对钱钟书《围城》等的批判则是立足于“帮”、“拉”的思想斗争模式，其中还反映了“左翼”文学按照其意识形态的要求“重写”文学史的努力，相关的价值判断，跟后来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作出的“五四”后文学的历史评价，已经相当一致了。同时，广泛、严厉的外部批判自然衍化为自我批判，一些作家对其创作的自我反省包含了日后中国作家自我教育运动的全部内容。 1949年前后，二百多位旅居香港的左翼文化人士北返中国内地，将“预演”的成果带至内地，进入体制。与此同时，一些右翼文人则陆续南来，他们的右翼倾向主要出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个人对国家体制、民族意识形态的一种选择，较少右翼政治组织的操控。加上港英统治下的香港整体上并无体制性力量迫使作家政治化，这就使得香港成为我们考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竞争环境中中国左右翼文化关系最重要的窗口。 由于此时香港左右翼文人之分往往是作家自身经历和所取立场而致，较少政党性、组织性力量的操控，所以，香港文坛左右翼的对峙尽管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冷战”意识形态对峙的影响，但并非势不两立。首先是双方政治立场尖锐对立，但“左右两派文人，却同有浓厚的中国情怀，左翼着眼于当前，右翼着眼于传统，但同样‘根’在中华”[1](P18)。到了1960年代，右翼坚持的民族意识与左翼提倡的爱国情操甚至交汇合流。一些本土作家则超越左右翼政治对峙的层面，追求国家、民族、本土的文化建设。这使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二十多年中，香港取代中国内地扮演了“中华文化在海外传承的角色”，广泛影响了东南亚华文文学，“一直到1970年代中期，才逐渐由台湾文学接近棒子”[2]。其次是左右翼对峙一旦真正进入文化、文学的层面，实际上都有较大的回旋空间。“对于在冷战气候之下出现的‘美元文化’，有些人认为全是纯反共动作，或政治宣传，其实未免有点‘想当然’”[1](P17)。事实上，“美元”资助下的文化打开了香港接触世界文化的窗口，一些文艺活动甚至“大有助于当时香港青年接触中国内地二三十年代以来的文艺作品，乃至俄苏文学”[1](P18)。而“较长期在香港居住的左翼文化人，如罗孚等，多年来秉承中央的指令，他们也认同要尽量淡化‘左’的色彩，以较‘灰色’文艺的面貌来争取香港读者”，“他们对香港本地青年的影响，主要不是在政治意识方面，反而在于唤起他们的民族意识，对中国文化的关注”[1](P23)。在文学观念上，右翼阵营在1950年代后期就已经注意到对西方现代派的介绍，摆脱政治意识形态影响的较纯粹的现代主义文艺崛起，淡化了右翼文坛的政治色彩。而左翼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香港显然无法落实。所以，左翼文坛坚持的“批判现实主义”已跟中国内地的主流文学思潮疏离，同时，左翼在认识和理解西方现代文学思潮上也较宽松。可以说，香港左右翼阵营在文艺观点上较少正面交锋，更未在文艺观念上形成根本性对抗。再者，香港社会在政治意识形态上受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的主导影响，但在文化传统上更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对不同思想主张都有包容性，“不受任何党派的干扰，不为任何政客所利用……畅所欲言，以独立自主的姿态，讨论我们一切问题”[3]，成为持不同政治立场的文化人士的共识。最后，是左右翼文学阵营的文学创作各有其侧重点，但都推进了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建设。“左翼”文学阵营的写作更多地继承了1940年代后期采取的与香港民众结合的方法，开始采取“写实”手法，反映香港草根阶层的生活，后来为迎合市民大众的阅读需求，推出了在内地全面禁绝的武侠小说，《新晚报》更是捧出了梁羽生、金庸的新武侠小说。右翼文人则较强调知识分子对国家民族文化的承担感，强调对中国文化本位的思考和感受，历史小说、文化散论等更受他们关注。事实上，香港文学“主体性”建设，既包括摆脱国共两党政治意识形态和殖民文化的影响，也包含对香港工商消费社会环境的调适，左右翼文学阵营对香港文学“主体性”的建设都有着正面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