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0300(2008)04—0094—05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穆木天的《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1926)向来被视作象征诗派最重要的理论代表。在这篇文章发表后不久，即被作为重要的文学事件写入中国最早的一部文学史著作——王哲甫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1933)中。很长时间以来，研究者大都不假思索地将这篇文章与穆木天的象征诗创作并置于同一维度上进行考量，认为两者天然地互为参考系：即《谭诗》以注解的形式完整地将穆木天象征诗创作实践纳入到理论范畴，而其诗歌创作亦处在《谭诗》的理论烛照之下。这种采取“共时”姿态介入穆木天诗学理论研究的方法并非没有合理性；然而这无疑斩断了我们考量《谭诗》的另一种可能：即在“历时”的向度上梳爬《谭诗》的理论资源流脉，揭示出《谭诗》成立背后种种驳杂、生动的文学生态。①下面，笔者试图从一次几乎被遗忘的论争中(即1925年《语丝》杂志第20期、第34期登载的新文化运动著名学者钱玄同与诗人穆木天关于“国民文学”的论争)钩沉事实，并由此考察《谭诗》以前穆木天诗学-文学资源的生成过程，从而将穆木天的早期的诗学-文学理论作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予以重新观照。 一、一次被遗忘的论争 如果认真考察史料，不难发现，现在被认为是创造社重要成员的穆木天最早在1926年4月之后才真正投入创造社的工作之中。而事实上，自1918年至1926年，穆木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日本留学生活中度过的。这期间，穆木天与周作人的两次接触颇值得注意：第一次是在1919年7月间，周作人重游日本(此时距周作人离开日本已经有近5年)，并虔诚地到九州日向武者小路实笃建立的新村“朝圣”；②我们今天知道穆木天也参与了此事，据郭沫若《创造十年》中的记载：“那时听说他(指穆木天——引者)参加了周作人的‘新村’运动，我也觉得像他这种童话式的人物也恰好和‘新村’相配。”[1](P33)第二次可查到的记载是在1924年冬天，穆木天由回故乡探亲返日的途中，亲自到北平拜访了周作人，并将自己的诗作《我愿作一点小小的微光》和《泪滴》送给周氏，这两首小诗随即便在《语丝》上发表。这之后，穆木天常常将自己的作品通过信件寄给周作人。后来引起争论的那一篇《给郑伯奇的一封信》其实即是经周作人之手刊登在《京报副刊》第80号上的。 论证首先由“五四”闯将钱玄同挑起，在1925年3月30日第20期的《语丝》上，钱玄同发表了一篇名为《写在半农给启明的信底后面》的文章。这篇文章保留了钱玄同“五四”以来的一贯风格，对于批判对象毫不手软，且颇有些“骂”的言辞。文章在略谈了作者看1925年1月28日刘半农给周作人(启明)的信之后便直奔主题，树起批判的靶子： 但我却要提出一个修正案：“同时这应该打破国家底迷信”。年来国内最时髦的议论有三种。一是成日价嚷着“赶走直脚鬼”者。他们狠(即“很”——引者)赞美拳匪；他们说，中国的财匮，匪多，兵横，都是“直脚鬼”闹出来的。二是大喊“爱国”者。他们底议论，我见的狠少，偶然想到的，是说，蔡元培提倡美育教育，应该弹劾，因为艺术早没有国界的，所以提倡教育，即不是爱国……三是所谓“国民文学”底主张者，他们“要夸我们民族历史的浩浩荡荡，澎澎鼓鼓，放浪汪洋”，“要歌颂盘古，轩辕，项羽，仲尼”说“关雎是乐而不淫呀！但他们尽在淫中贪恋”“不要管他们的时代思潮……我们作顽固的人罢！”；并且还有“复活精美的古文古话”。这三派底一切主张，虽然并不相同，有时或且相反，但痛恨‘洋方子’之心是一致的。”[2] 钱玄同提到的“国民文学”主张者，实际上所指即是穆木天、郑伯奇和王独清三人，而尤其针对的是穆木天：在上面的引文中，钱玄同用以批判的大量摘引文章皆出自穆木天《给郑伯奇的一封信》。不难看出，钱玄同的批判思路仍保有非常明显的“五四”式言说痕迹。关于国族问题的想象(同时这应该打破国家的迷信)钱玄同始终不忘记以文学—文化的维度作为基本的切入点。由是，他对于全盘西化的坚定信念便自然地要安置在对“国民文学”的极端批判上来。对于大喊“爱国”者的言论钱玄同引述甚少；然而对于国民文学的批判却非常精确地引用原文，这些看似细微的差别都标示着某种有趣的症候：以文化作为基点从而突围政治的批判构图仍在此生动地表现出来。“我也很爱国，但我所爱的中国，恐怕也和大同世界一样，恐怕未有此物，这便是‘欧化的中国’这句话，老实人若要误解，尽管请误解，我可不高兴负解释底责任。至于有些人要‘歌颂’要‘夸’的那个中国，我不但不爱它，老实说，我对于它极想做一个‘卖国贼’。卖给谁呢，卖给遗老。”[2]这里，钱玄同将针对穆木天的“国民文学”批判成功地重新转换成新与旧的二元对立式上来，将“国民文学”中试图以个性主义调和本国传统与外来影响的努力简单地缩写成为“五四”时代的话语符号：新旧之战。于是，我们再次如此熟悉地从钱玄同的这篇文章中找到“磕头”、“请安”、“托鞭子”、“裹小脚”、“拜祖宗”、“拜菩萨”、“拜孔丘”、“拜关羽”一类具有隐喻性的符码，对这些旧俗的再次批判无疑标示着退潮期中对“五四”话语的抚摸与召唤，在以穆木天等人为假想斗争对象的同时，钱玄同的“五四”式言说无疑具有某种悲壮感，甚至比“五四”的语言更加决绝地说：“爽性划出一块龌龊土来，好像‘皇宫’那样，请他们乔攒聚到那边咬干屎橛去；腾出这边来，用‘外国药水’消了毒，由头脑清晰的人来根本改造，另建‘欧化的中国’岂不干脆？”[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