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十一 我的剥离 我后来才找到一个基本恰当的词儿——剥离，用以表述进入上世纪80年代我所发生的精神和心灵体验。 先从一件铸成我人生刻骨铭心记忆的事说起。准确无误记得是刚刚过罢1982年春节，我所供职的灞桥区抽调一批干部分派到各个公社(即乡或镇)，协助并督促落实中共中央1982年一号文件。用一句话概括文件精神，就是分田到户。区上限定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必须实现把土地分配到农户手中，自然还有农具、耕牛等。我和一位年龄相仿的水利干部被划为一个工作组，派驻渭河边一个既种小麦棉花又栽水稻和莲藕的公社。我俩骑着自行车载着铺盖卷赶到公社时，被告知公社机关办公房偏紧，就把我俩安排到距离不远的一个业已人去房空的下乡知青住过的院子里。我把铺盖卷摊开在知青睡过的床铺上，接着生着了火炉。返回西安的男女知青们留下的这个阔大空旷更显冷清的大院，现在又有淡淡的灰色烟气从屋顶上冒出来，我俩反倒庆幸难得占有这样宽敞的一方空间。 我和同来的水利干部跟着公社干部，从早到晚骑着自行车奔跑在公社所辖的三十多个大小村子里，或是开社员大会宣讲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或是召开有社员代表参加的干部会，研究土地、耕畜和农具的分配方案和办法，再召开社员大会征求意见，补充完善之后再实施。这个过程里牵涉每一家每个人的直接利益，七嘴八舌乃至面红耳赤甚至破口动粗，几乎每个村子都难以避免。我倒也不烦，十年的农村基层工作对于这种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不说经验，起码不会惊诧也不会慌乱失措了，颇能耐心地调解矛盾，把分田到户的工作逐步推开并落到实处。几乎每天都是一大早出门，深夜才回到那个悄无声息的原知青大院，还盘算着工作进度，能不能在棉花播种水稻插秧之前把土地分到农户手中，农时不待人，不能耽搁一料庄稼收成。 有一天深夜，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一个村子往驻地赶(水利干部请假)，早春夜晚的乡野寒气冷飕飕的，莲池里铺天盖地的蛙鸣却宣示着春天。我突然想到了我崇拜的柳青，还有记不清读过多少遍的《创业史》，惊诧得差点从自行车上翻跌下来，索性推着自行车在田间土路上行走。一个太大的惊叹号横在我的心里，我现在在渭河边的乡村里早出晚归所做的事，正好和30年前柳青在终南山下的长安乡村所做的事构成一个反动。上世纪50年代初，柳青举家从北京迁回陕西，把家安到长安农村，他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直接参与刚刚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走村串户，宣传实行农业集体化是共同富裕的道路，教育农民放弃单家独户的生产方式，把一家一户的土地挖掉界石和隔梁归垅合并，把独槽单养的耕畜牛、骡牵到集体的大槽上去饲养。近30年后的1982年春天，我在距他当年所在的长安不过50公里的渭河边上，把生产队集体的大片耕地，按照地质的优劣划分等级，再按人头分给一家一户。我看着那些刚刚分得或宽或窄或大或小一绺一块土地的农民，当即动手在地头栽下界石，再用铁耙刨成隔梁，大片待耕待播的棉田里，不出一晌功夫，便堆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湿土埂梁。我在看见第一个村子分地栽界石刨隔梁的那一刻，心头有一句未涌出口的话，建立并巩固了近30年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彻底瓦解。我刚才走出的村子，是把生产队集体饲养的以牛为主的耕畜分配给农民个人去饲养的第一家，因为农户多耕畜少，无法公平分配，便采用抓阄碰运气的办法倒消解了意见。看着那些抓阄得手的农民一个跟一个走进饲养室，从大槽的横梁上解下母牛或犍牛的缰绳牵出饲养场大门，走进东头或西头的村巷，我的心头又涌出一句未出口的慨叹，无论最初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无论后来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彻底解体，又恢复到1953年之前单家独户种庄稼过生活的乡村秩序……，我在这个清冷的春天的乡村深夜里，想到了柳青和《创业史》，不是偶然兴之所至，而是必然要面对的生活课题。 我从对《创业史》的喜欢到对柳青的真诚崇拜，除了《创业史》的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还有柳青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之外，我后来意识到这本书和这个作家对我的生活判断都发生过最生动的影响，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至关重要的影响。我生活在农村。我们那个小村子建立农业合作社的时候，我刚刚上中学。我看着父亲满脸不悦地拉着我家的黄牛送到临时作为饲养室的一孔大窑里，甚至对父亲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情绪。我对刚刚成立的农业社洋溢着满心的新鲜感，常常跑到地头看聚拢在一块地里干活的男人和女人。我在中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上学到了第一篇反映农业合作化的文学作品，就是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这篇小说的思想倾向既坚定又形象化，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方式的路再不能往下走了，那是一条苦难之路；应该走的是合作化的道路，这是使农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语文老师这样讲解这篇小说的主题意旨，我都接受了，充满了美好的向往。然而，真正对农业合作化的更切近个人情感的理解，却是一年后我读初中三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创业史》在《延河》连载，我每月用家里给的买咸菜的钱到邮局买一本《延河》杂志，后来又买了全文刊载的《收获》。姑且不说这部小说对我这个文学爱好者在包括语言等艺术上的完全倾倒，单是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认识，《创业史》给我的既是启蒙也是深刻的影响。柳青揭示的几种极富代表性的农民家庭形态，和几个堪称典型的农民形象，不仅让我感受着不尽的阅读惊喜，重要的是在潜意识里铸成一种生活理念，农业集体化是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唯一选择。今天回想起来颇为有趣，我对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确立和坚信不疑，不是从理论开导发生，而是由李准的短篇小说尤其是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学习和阅读而形成的。我后来走出学校进入社会才读到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大量批示和按语，更从理论上坚信不疑了，这是我对乡村和农民问题的看法形成的基本过程。 尤其是我在公社(即乡或镇)工作的10年时间里，不仅对集体化道路信奉不疑，而且不遗余力地做着最具体最切实的事。我在公社分管过卫生工作，每一个村子都建立起医疗站；我抓过养猪，落实毛泽东“关于养猪的一封信”的精神，实现了每户一头猪的要求；我同时还兼管蔬菜种植，保证上级分配给我们公社的城市区段的蔬菜供应；我常常被派驻到某个派性严重对立或干部撂挑子不干的村子，少则半月长则半年，化解矛盾恢复生产。我在公社工作的后两三年，干了三件较大的工程，一是贯通大半个公社的一条引灞水灌溉大渠，把旱地变成水浇地；再一个是利用夏收完秋播前的两个月时间，平整了800亩坡地，修建成保水保肥的台阶式平地；最后为我家乡的灞河修造了一条8华里长的河堤，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洪水泛滥淹田冲地的灾害，至今依然发挥着作用。我把30年前干过的一些事摆列出来，不会是为着自我显摆企图奖赏，即使有这想法也太晚了。我只是想用这些做过的实际工作，证明我在认真地实践着“集体富裕”的理论信仰。这个时候的社会大背景是“文革”中后期，“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推行的农业政策，已经左到了不能再左的极端，生产发展受到致命性的制约和限制，即如我工作的公社里的条件甚好的一些村子，也发生农民口粮欠缺吃不到新麦上场的穷困地步。在这种生活环境里，不仅我，周围的不少干部都在窃窃私议，对农民的限制太死了，最典型也最可笑的一件事，农妇养鸡下蛋卖给公家供销社还是卖给个人，也属路线斗争。无论我无论周围的干部，议论只局限在某项具体政策的恰当与否，谁也不会发生对农业集体所有制的丝毫怀疑，甚至可以说，对自50年代中期完成的农业集体化体制的理性信奉，已经形成意识里的自然性习惯。我在中国行政建制最下边的一级政府机关人民公社(即乡或镇)里，工作的对象是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他们碗里的稀稠乃至有无，是我无法逃躲的永久性命题；我在他们眼里，是公家干部，他们村子里发生的问题和矛盾，找我是很顺当也很自然的事，包括把我堵在办公室要救济粮，分配数字不满足时，真的动火吵闹，根本不在乎甚至完全不知道我还喜欢写什么小说；我自己从来都是以公社干部姿态和心态和农民说话办事打交道，似乎没有发生过以作家的心态和姿态去体验和观察他们的生活。几十年后回看乃至审视在公社十年的生活，基本上还是专心致志尽心尽力为着集体化的乡村做着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事。尽管有“文革”动乱，有极左路线和极左政策导致的集体经济发展的困境以及破坏，然而对农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化道路，无论作为一个公社干部，无论作为一个业余文学写作者，从来也不曾发生过怀疑，分田到户的事不是不敢想，确凿是不可能也不会去想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