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2-223X(2008)-03-0001-08 人大课堂与八十年代文学 主持人：程光炜 主持人语：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于国策调整和港台大众文化的全面进入，以及知识界的强力推动，“金庸热”及其经典化成为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不过，鉴于五四以来形成的“精英”文学史意识的潜在拒斥，金庸小说事实上并未成为文学史的“正典”，仍然止步于大众文化读物的门槛。李云论文通过对这段历史的回顾性梳理，对金庸小说与精英意识、大众阅读心理的复杂关系做了有价值的探讨。 金庸小说在大陆的热度已经燃烧了数年，也引发了不少关注，甚至“金庸以及金庸的武侠小说研究蔚然成为一门学问，已是不争的事实”。①然而，作为一种外来的边缘文类，金庸小说是怎样进入大陆并逐步凸显自身的？同样是80年代广为流行的港台通俗文学，梁羽生、古龙、琼瑶等人为什么就没有进入精英学者的视野和文学史书写？金庸作为被选择的对象，是被谁所选择，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选择？同样一个金庸，为什么在不同的时段，受到关注的程度和关注的群体会出现巨大的转变？金庸小说作为一个问题的出现和争论的持续又意味着什么？在金庸不断迈向经典的今天，回顾和清理金庸小说在大陆的问题谱系，正如福柯所说，可以窥探和追问：“某种被遗忘、被忽视的非文学的话语是怎样通过一系列的运动和进程进入到文学领域中去的？这里面发生了些什么呢？”[1] 一 初入大陆：兼及“八十年代通俗文学热” 金庸小说的归属是来自港台地区的通俗文学，而长期以来，大陆唯一具有合法形态的是“左翼文学”或曰“革命文学”。在一套严格按照政治立场和阶级属性判定划分文学派别和等级秩序的知识谱系中，“通俗文学”被认为挟裹着“封建落后思想”和“资产阶级腐朽观念”，难有立足之地，更遑论港台与大陆之间界限森严的意识形态差异。金庸小说在大陆的传播究竟是如何可能的？回答这一问题，不仅牵涉政治经济情势的特定历史转变，更触及金庸小说所处框架评价标准的更动。 金庸小说进入大陆的最早时间已经无从推断。金庸秘书杨兴安回忆：“七十年代已有金庸小说流入内地，拥之者视之如珍宝，非好友不借，情况和台湾早期差不多。丁华《浅谈金庸小说》中说：‘1976年春末夏初，……一位在远洋轮上工作的海员有一套不全的《笑傲江湖》旧版本……将书借给我时，要求第二天上午必须归还，他们要出海。’”[2]事实上，对这一问题的关注并非是要得出一个确切答案，而是借以窥探金庸小说以何种方式始入大陆及其所遭遇的原初语境。辗转流入的渠道，互借传阅的方式，私人行为的性质都在暗示一种禁忌或约束的存在。这不仅仅指向海关制度的层面，更有特殊的历史原因。1949年以来，依据“左翼文学”所确立的文学规范，“市民文学”和“通俗小说”被置于“市民阶级与殖民地性的堕落文化”之中，作为“社会主义性质文学”的对立面，几乎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大众文艺。在有限的资源中，通俗小说的某些因素曾暗渡陈仓地出现在以革命历史小说命名的部分小说中，如《烈火金刚》、《林海雪原》、《铁道游击队》等，并通过电影的反复放映深入人心。然而，“文革”时期，基于更为激进和高度集中化的二元对立逻辑：“进步/落后”、“香花/毒草”……“通俗文学”遭遇连根铲除。 “文革”结束后，在“拨乱反正”的名义下，原有的界定“主流/非主流”的思维模式和评价标准遭到质疑和否弃，文学的“禁区”被不断打破。1979年10月30日，邓小平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辞》中说到：“我国历史悠久，地域辽阔，人口众多，不同民族、不同职业、不同年龄、不同经历和不同教育程度的人们，只要能够使人们得到教育和启发，得到娱乐和美的享受，都应当在我们的园地里占有自己的位置。英雄人物的业绩和普通人的劳动，斗争和悲欢离合，现代人的生活和古代人的生活，都应当在文艺中得到反映。我国古代的和外国的文艺作品，表演艺术中一切进步的和优秀的东西，都应当借鉴和学习。”[3]外国的侦探推理小说，港台的通俗文艺在这样一种松动和调整之下被大量译介引进，形成一股强势的反弹。在这一时期，“通俗文学”并未遭到压制，相反，在某种程度上还得到官方的默许和推动，作为新时期主流文学的同路人，一起发挥着批判和颠覆“文革”高度政治化、单一化的“极左”思潮的作用：“长期以来，在‘左’的影响下，文学创作与文学出版往往习惯于仰头向‘上’，而不大俯首向‘下’，即只注意贯彻上面来的某种意图，而不重视读者的审美心理，以至不少作品不是通过适应读者的胃口去提高读者，而是强迫读者改变胃口去适应它。读者对这样的作品，也就实在引不出‘热’来。今天，随着‘左’的流毒的进一步肃清，随着改革的开放，那些通俗易懂、情节曲折引人的通俗文学就迅速发展起来，受到了群众的欢迎，不能不说是文学加强了与群众联系的一种表现。”[4]金庸小说也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一改偷偷摸摸的地下流通，迅速浮出水面。1980年，广州《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这是金庸小说第一次出现在大陆公开出版的刊物上”。[5]然而，这次连载仅在第四回便中途夭折，据说“原因在于盗版书籍后来居上，读者可以一气呵成尽览《射雕英雄传》”。[6]难以计数的盗版、盗印、续作甚至伪作铺天盖地地泛滥开来。与其说缺乏完善的版权保护和出版发行的监督机制促成了这一局面，毋宁说，更重要的，在那个年代，注重追求娱乐性消遣性本身就带有思想解放的意义，亦与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大好格局遥相呼应。 但是裂隙很快凸显，80年代之初，一种惯常存在的政治规约依然在发挥作用。1983年，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作出决议，要求“同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制造精神污染的行为作斗争”，会后邓小平、陈云也发表了“不搞精神污染”的讲话。科幻侦探、金庸武侠小说和邓丽君的流行歌曲等赫然出现在“清除精神污染”的名单上。这次“清污”由于不久就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引起官方的警惕和干预，迅速得到平息。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通俗文学，尤其是港台通俗文学不仅没有销声匿迹，反而更加速了流行的步伐，也催生了一批大陆本土的通俗文学作家、作品和文学期刊报纸。1983年底，政府有关部门发布文件，规定文学刊物除个别以外“自负盈亏”，而在此之前，刊物和书籍出版，主要考虑意识形态的利益，采取由国家拨款的方式，利润和效益不是考虑的重点。②各级文艺刊物不得不调整自身位置，试行企业化管理，或是走上“以文养文，以副养文”的道路，大量刊登和出版通俗文学作品，再次掀起了通俗文学热潮。1984年，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全面铺开。关于“文艺商品化”和“通俗文学热”的论争几乎同时兴起，前者发出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过程中，文艺同样可以具有商品性质的呼声，后者则以赞成通俗文学的存在取得了压倒性的共识，尽管也一致认为通俗文学是需要“引导”和“提高”的对象。如果说通俗文学在80年代的广泛传播已经造成通俗文学合法存在的既成事实，那么80年代中期的这两场论争则从理论层面再次认可和接纳了通俗文学，尽管争论仍然沿用惯常的评价机制，组织各阶层的“群众”广泛发表意见，由权威人士做出最终裁定，以解决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的面貌出现，但是“通俗文学”的“文学”身份已经毋庸置疑。可见，新时期以来，“通俗文学”在大陆的命运发生逆转，其间虽几经沉浮，但最终完成了文类复兴的转换，得到了理论上的抽象承认，而金庸小说在80年代的传播不仅与“通俗文学”的“重见天日”休戚相关，其畅通无阻还有赖其他合法性因素的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