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5.2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9853(2008)03-001-08 彭燕郊有一组写于八十年代初或稍后的诗章，显得非常别致。它们计有《钢琴演奏》、《小泽征尔》、《金山农民画》、《东山魁夷》、《听杨靖弹〈霸王卸甲〉》、《陈爱莲》、《德彪西〈月光〉语译》等篇。 这是一批充满了鲜活生命感性的诗章。它们是那样的澄明、洁净，不见一丝阴影，是那样的姿色华丽、惊采绝艳。意象、动作、修辞的奇妙效果，是那样的珠圆玉润。气魄回转，态度潇洒，口吻豁达，对美好的价值，有非凡的敏感和省察，比周遭寻常的同行更企求挣脱当下境遇，希望接触到更广泛、在时空上更为久远的事物。这批诗章显然并非零碎的、即景式的、临时性的或者过渡性的写作，而是有关美感的一次真正集束性的绽放。面对这些文本，即使再沉重、再拙朴的心灵，也会不由自主地舒展开来，变得轻松轻盈、春心荡漾。对曾经让“禁欲主义”时代的种种清规戒律长久地束缚惯了的读者看来，这样的一些诗文本毋庸置疑地带有“纵欲主义”倾向的。 怎样去读解它们？这些与刚刚过去的那段沉重的历史显得如此凿枘不合、如此不相对称，与时代流行的伤时忧世的氛围显得那么不谐调的诗文本，意义究竟何在？说实话，当初读这些文本时我是心存疑窦的，或者说是“不得其门而入”，直觉明明告诉我这是些不可多得的好诗，但到底好在哪里，却一时难以说清楚它的所以然。似乎随你选择怎样的读解方法，都难以在这些诗文本面前奏效，对于被读解，它们俨然具有一股拒斥力。只可直觉，拒绝分析；只能分享，无法诠释。以致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只好谨守维特根斯坦所言，“凡是可说的，都是可以说清楚的；对于不可说之物，我们只有保持沉默”，对之三缄其口，或者是语焉不详地略过了事。但它们终究又是绕不过去的实实在在的存在。这样的疑惑始终积压在我的心底。此次重读，在这批诗文本面前再作盘桓，豁然有所开悟，纳闷了多时的疑窦浮现出了它们的答案。我觉得现在终于可以对这些诗作不同凡俗的意义之所在，作一点正面的回应了。 诗的读解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与你对于真实的历史情境，对于一个只有借助较长时段的背景才能有所领悟的，尤其是与具有特定转捩点意义的特定历史场景的领悟，切切相关。你当初领会不了这些诗章的意义，那是因为你还不能完全洞悉那个特定历史处境的意义的缘故。 这些华美的诗章当然无关乎对历史的有意回避和遗忘(前面已经谈到过的，后来分别收录在《夜行》和《野史无文》中的文本，均足以表明诗人从不怵于承当和处理即使是让他饱受屈辱的历史和现实遭际的)。也无关乎“暂时”和“永恒”之类的顾虑。因为有人说，政治事件也好，政治时代也罢，都是暂时的，时过境迁和过眼烟云式的，而诗却不能受制于特定时间和场景，须经得起当代甚至世代不同的读者的反复阅读，因而诗所处理的对象应该是那些更具永恒的东西。但这显然也不会是燕郊先生的本意，他似乎从来不作如是想。在我看来，燕郊先生此时与时代氛围显得不那么趋同的诗的致思方向，是与这样一些重要的问题隐然相关的，那就是，诗人该以什么方式参与到诗写作、精神视野、对内心自由度的认同等等一系列的重大历史转变中去？诗人个体怎样才能在这一参与的过程中，体现出与众不同的秉赋、气度、感受力、想象力，以及修辞方式、风格类型的历史性进境？这里边，对自身内心自由的认同程度，尤其显得要紧。我揣想，这样的一些问题，才是燕郊先生写出这些诗章的压力、动力和创造力的主要源头。他想用诗来解决这些问题。 政治曾控制过我们全部的命运，民族的，国家的，个人的。一个听任政治无边地扩张至所有生活领域的时代，必定是偏狭的时代，一个听任政治全面操纵我们命运的时代，必定是不幸的时代。当去政治化(或者更准确点说，社会开始恢复它应有的秩序，人人各司其职、各安其位)的时代来临，譬如说价值多元的时代，譬如说经济的时代，譬如说娱乐的时代，再譬如说物质消费的时代，全球一体化时代……当然，你可以说这些也无一不是政治，因为按福柯的说法，权力无所不在，压抑/被压抑的关系无所不在，政治当然也无处不在。但这种后现代主义视野下的、微观社会权力学范畴内的政治，虽确实仍属政治，但毕竟与我们此前所经历的那个“挂帅”、“突出”、“纲举目张”时代的“政治”，不可同日而语。当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政治，作为社会生活核心和主干内容的政治，渐次退出它们曾被作了无边扩张的历史舞台，那么，继续选择与这样的政治打交道，以便确立自己行为和道德的制高点，你的精神视域会不会无形中继续受到这种偏狭的政治视野的限制？会不会妨碍诗人对更为开阔丰富的精神视野和整个人类文明史参照系的关注？以及，诗人内心的自由会不会继续受其羁束？事情正像许多年之后，当代文学史家洪子诚在谈及当初读完刚刚“复出”的艾青的《鱼化石》时，所说的这样一番感受： 诗里写到的，是原来在浪花里跳跃的，动作活泼、精力旺盛的生命，“不幸遇到火山爆发，/也可能是地震，/你失去了自由，被埋进了尘灰”；在过了多少亿年之后，地质勘察者在岩层里发现了“你”，形态“依然栩栩如生”。诗的第4和第5节是这样的：“但你是沉默的，/连叹息也没有，/鳞和鳍都完整，/却不能动弹；”“你绝对的静止，/对外界毫无反应，/看不见天和水，/听不见浪花的声音”。一般来说，“读诗人”会在这些质朴的叙述中，发现虽“栩栩如生”却“不能动弹”的沉痛，发现命运的复杂感悟。不过，“说诗人”不愿意事情就这么含含糊糊地过去，紧接着他便出面来对形象的意义加以阐说：“凝视一片化石，/傻瓜也得到教训：/离开了斗争，/就没有生命。”不知道同学是什么印象，我读到这里，不夸张地说，真的“非常失望”！人的生活的具体性和经验的复杂性，被我们的常常按捺不住的概括肢解、简化了[1](P98～99) 艾青这首入选当代各种诗选本的《鱼化石》的结句，确实有如子诚先生所言，僵硬得令人失望！写诗是社会生活与个人生活、经历与对经历的陈述之间彼此纠结缠绕的过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难解难分。反抗政治虽然是诗的道德和良知的一个重要来源，但并不是天然或优先地转换为诗学价值的保证。犹如一柄双面刃，它既有抗衡控制、压抑，召唤人性复归，以及经由某种英雄仪式获取道德勇气上的自信和升华的一面，但也有诡异地颠扑你的一面。你想，既然是两相捉对厮杀，扭做一团，无意识中是会逼使你去仿照你所反对的对手的出拳路数出拳的①，使得你的身心于无意间烙上(移写、拷贝)对手的某些印记，被它所同化，从而与其所要控诉、抗衡的国家意识形态及其政治之间，结成某种显然是你所不情愿的“亲眷”关系。你一旦投身或被引入这种结构，便表明你不得不已经或准备接受这种纷扰不已的结构性魔力的控制，你就先输了一筹。唯一的解决办法便是中途抽身，掉头而去，从一开始就中止这种对立结构的运作，不承认这种结构，从写作的源头上否弃它，从这种极可能可怕地耗尽你全部精神元气的结构中脱身而出。
